2007-2008中国游记
2007年的夏天，女友Helen告诉我，有一条英国的游轮“公主号”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开到中国北京的新港，沿途访问一些海港，有阿拉斯加、西伯利亚的海参威、日本的北海道等，再访问韩国的釜山、中国的大连，最后到新港。新港是天津的港口，塘沽的一个发展区。塘沽是过去义和团起义的时候，八国联军登陆的地方，从那里一路打到北京。塘沽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地方。于是，我与Helen二人踏上了这段旅程。 从温哥华到新港航程一个月。从阿拉斯加这一段的海程风浪巨大。“公主号”游轮有十万吨，这十万吨的钢铁受到海浪冲击时，全船都晃动。这种摇晃持续了整整五天。乘客多数是美、英、加及西欧人，华人甚至东方人都极少，共一千六百人，在船上都几乎像瘫痪了一样，幸亏我还能起身，去餐厅带东西回来给Helen吃。
一．北京
长话短说，“公主号”终于到达新港。游轮公司把大部分乘客用大巴车运到北京，路程三小时左右。到了北京之后，再坐出租车，到了北京大学勺园8号楼，我们在北大已经定好了房间。我们在北大的联系人陈国谦教授，指定了他的一位博士生杨晴来招待我们。我们终于在勺园8号楼的会客室见到了杨晴。她是全国少有的免考直接保送北大的博士生。我们到达北京的时间很妙，第二天就是十月一日国庆节，法定节假日，同时也是北大一位女博士生的婚礼日。这位女博士生和杨晴是同事。杨晴到最后一刻才告诉我们，Helen是被邀请参加的贵客，而我则是主婚人。我与他们素未谋面，却当了他们的主婚人，这样的经历实在是终身难忘。那天，人山人海，大家都穿的漂漂亮亮的。新郎新娘用的是中国最传统的结婚仪式，婚礼在颐和园以前慈禧太后看戏的德和院举行。新娘被轿子抬进来，新郎骑着白马，乐队吹奏中国传统音乐，服装用的也是古服。来宾多数是北大的。我的致辞大概是说，新婚男女的意义，比如拜天地、拜双方父母、拜来宾、夫妻对拜。这些都是自然的大益，是人类的传统，是历史的力量，是可持续性的永远，不可能会被湮灭的。仪式结束后，我们又在那里用了饭。
我与Helen在北大勺园总共住了十天。因为Helen只能在北京停留了十天，之后就要赶回加拿大工作。Helen很自豪可以在北大、北京停留这十天。在这段时间内，除了颐和园，还游览了长城、故宫、天坛、圆明园等名胜。她还在北京的两个天主教堂做了礼拜，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星期天早上10点，在崇武门天主教堂做的英语的弥撒。在北大清华时，我们与陈国谦教授夫妇、羊涤生教授夫妇、汤一介教授夫妇一同吃饭并交流，还参加了一个美国来的教授在北大关于马列主义的演讲。Helen十月十号就离开北京回加拿大了，而我继续留在北大，做了十次报告。北大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北大讲座》，里面有刊登我的演讲内容。自北大演讲之后，我又到了全国各地访问。在各地都有自愿者帮助我以电话或者电子邮件与北大的杨晴博士保持联系。因此，杨晴能及时了解到我在全国各地的行踪。走访全国各地之后，我又回到了北大休息停留，这一切都是由杨晴来安排的。我在全国各地的费用是向一个在北京教书的加拿大小姐暂借的现金，因为有不少地方用不了加拿大的信用卡。这位加拿大小姐同意我回到加拿大之后再还给她。没有这些人的援助和支持，我在中国的旅程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二．内蒙古赤峰
以北大为出发点，我先访问了内蒙古的赤峰。从北京坐火车往北，一个晚上后，也就是10月16号，到达了赤峰。赤峰是内蒙的一个重要区域，总面积相当于比利时整个国家，那里有十年干旱，没有下雨。经由中国著名环保专家唐锡阳的介绍，赤峰林业局白局长接待了我，住在该局的宾馆。白局长召集了在赤峰的所有工作人员，开了一个大会，向我作了两个报告，一个是关于“防沙治沙”，一个是“农田防护林”。之后我参观了内蒙的克什克腾旗林业局，翁牛特旗林业局，考察了几个沙地。还参观了一个十万亩的保护区，白音敖包国家级保护区，并在蒙古包里吃了饭。又去了蒙文学院，跟师生们见了面。还在附近乡下一个天主教堂作了祷告。白局长给我一个机会给全体林业局工作人民作报告，我把我随身带的所有文章给到会者传阅。报告结束后，有一份不见了，那一份文章是“沙漠上家庭式有机农业”。后来我发现，他们留下来复印了，第二天才还给我。这个报告除了文章以外，还有沙地上种植苜蓿草、大豆、西红柿和小麦的照片。文章上指出，将来如果全世界的水源被污染后，饮水可能要靠沙漠的过滤。全世界的土壤被化肥和农药破坏以后，要靠苜蓿草固氮的沙地来生长粮食。因此沙漠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沙地共分三种：固定沙地，半固定沙地，流动沙地。最危险的是这些流动沙地，远看就像是一大片沙海，因风力的影响，逐渐向华北平原的方向转移。内蒙主要以种树来保护农业，称为农田防护林，他们对流动的沙地目前仍是束手无策。我很天真的建议，中国两千年前建立了万里长城，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建立些小长城将流动沙地挡起来，然后在沙地上铺些牛粪的干片。（这些牛粪干片产自当地的牧民，用在蒙古包做燃料的，是一种很好的环保材料。）再在小长城和流动沙地交界的地方种些苜蓿草，更好的将沙地围起来。这也是一种办法挡住流动沙地的前进。虽然林业局一直主张种树，而我主张在沙漠上培养植被，但我的文章还是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三．吉林长春
之后我回到北京，10月28号从北京出发，去了吉林省的长春。这次去长春，由孔丹的父亲孔建民先生招待。并与好友王小平的同学们见了面。其中有一位马军，在这段时间内一直陪同我。他们非常热情客气，相处非常愉快。除此之外，还参观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和长春一汽，以及溥仪当时的“伪皇宫”。孔丹的父亲还专车送我到长春北部的通榆县，考察了盐碱地和沙地，据说这是全国最穷的一个县。车开了一整天才到达，在沙漠中还几乎迷路。到了通榆县后，周围的市长县长等人都来请我们吃饭。第二天我们出了通榆县就没有路了，我一路走一路问周围的农民，说我们要找万平。他们都知道，给我们指路。万平收到我们的电话，也开了车出来接我们，结果，我们两辆车在沙漠中间相遇了。等到到达万平的治沙站已经中午了。
万平已经年届六十了，他同他的太太在那里独自治沙，政府给了他们一大片沙地。他们有自己环保的治沙想法，每年都有全国来的上百名志愿者来帮助他们，还有少数外国人。这些志愿者都是被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感动，自发自愿带着行李自费来帮助他们的。我们到达的时候，情不自禁向所有在那里的工作人员三鞠躬。这二十来年，万平一开始是用种树的方法来治沙。但是，第一沙地降雨少，第二地下水源浅，他们夫妇二人，每天都要在沙地上寻找水源浇灌树苗。政府告诉他们，因为水源不足，树苗周围的草要除掉，也不会跟树苗竞争水源。树苗周围的植被被除掉后，大片的地表都被晒热，蒸发掉的水就更多了。树苗得不到充足的水分，长不起来，长到一定的高度就停顿了。有些树甚至都枯死了。于是，万平种树治沙的方法失败了，他家里的积蓄的钱都用光了。万平偶然发现，有些植被虽然被山羊破坏了，但是还没被肯光，因为缺水干枯了，被埋在沙地里。沙地上一年也有几天的雨水，经过少量的雨水，这些被破坏的植被竟然也逐渐康复。万平就马上采取措施，不允许牧民再到这些地方来放牧。几年之后，这些康复的植被开始有蒸腾了。沙地上逐渐康复的植被就产生云和雾，最后会逐渐减少地表的发热。地表温室效应减轻以后，温度也降低，云雾也开始降雨了。万平后来告诉我，他们这些沙地上有时候会降雨。通榆县的居民就告诉他们，沙地上在降雨，通榆县反而就没有雨了。这些居民觉得很奇怪。几年后，这变成一个惯例了。所以，治疗沙地最好的方法是保护地表，康复植被，减轻温室效应，增加云雾，促进降雨。但是最基本的是不允许放牧山羊。
每年的夏天，几百个志愿者到万平的沙地来做义工。他们在沙丘上用望远镜向北部边境瞭望，观察是否有牧民放牧。他们一看到羊群和牧民，就敲锣打鼓吹喇叭，用响声来赶走羊群，不让他们过来，情形有点像古代时防止匈奴入侵边疆。我们和万平以及志愿者们吃饭交流之后，又原车返回长春。从通榆县一直到长春的路途上，漫天沙尘。车里的人都发现，有植被的地方，沙尘暴侵袭不到；而没有植被的地方却总是沙尘肆虐。我不由体会到植被对于治沙的重要性。
回到长春以后，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县城公主岭。同去的有于晓明，周玉萍和马军。于晓明，我称他为治沙委员会的会长。到了农业研究站，我们买了15公斤全国最优秀的苜蓿草种子。据说他们已经把这些种子送到万平的治沙站了。
四．西藏拉萨
从长春回来后，我又回到北京，再次从北京出发，坐火车去西藏。这是我第二次去西藏观光。2001年时，我去过一次，是从北京坐火车到青海的西宁，又从西宁坐火车到青海的格尔木。格尔木据说居民全部都是藏族，不过他们穿的都是汉服了。很多国外的游客不懂，以为都是汉人在藏族地区。当时从格尔木进藏还需要坐大巴，不是坐着，而是躺着。这样可以减少耗氧，以防高原反应。一路上化了将近五十个小时。车里的乘客汉、回、藏族都有，还有国外的游客，以日本人居多。床铺是两个并排，跟我同排的是一位20多岁的上海小姐。一路上地势增高，逐渐冷了起来，一人一床的棉被盖着都觉得冷。这位小姐建议我们两床被子一起盖。于是，我和这位小姐一起盖着被子，动也不敢动。我当时72岁，是全车年纪最大的一位。全车的人都很担心我，特别是两位藏族司机，一直回头看我，而我则朝他们微笑，示意我还活的好好的。就这样过了半夜，一直到第二天清早，我跑到车头问司机们，我们过没过唐古拉山。司机说，过了，我们已经进藏了。我又问，刚刚过山最危险那段路的时候，我的表现怎么样啊。司机说，你的表现很好啊，路上还叫我们停车让你下去一下，你还可以下车去上厕所，我们就知道你没事。那次一同进藏的还有两位北大的学生陪同，雷洪德和他的太太。
这一次去西藏，我是从北京坐火车，火车上还有空调，感觉跟坐大巴完全不同。而且据说火车还是最先进的环保的技术。我在买票时他们对我的健康还有考虑，我跟他们保证，我的健康完全没有问题。不过相同是，车上的乘客也是各民族各国家都有。
到了西藏后，因为事先通过北大杨晴的帮忙，与西藏一些环保人士见了面。他们在拉萨林业局办的宾馆给我定了房间，我就住在那里，完全是西藏风格的布局，工作人员都是藏族，对人非常客气，我的高原反应也好了许多。林业局的藏族同胞们给我介绍了专家给我介绍西藏的林业农业情况。林业局那条街上有一个很小的四川餐馆，在里面吃饭的都是在街上工作的建筑工人。我在里面是午饭时，一个人占用了一个桌子。刚吃完就有一个西装笔挺的白面书生进来，一看就知道他是汉族知识分子。他看了看周围，就坐到我这张桌子来吃饭。我对他很客气，作了自我介绍。后来才知道，他是西藏自治区规划研究院的副院长。他发现我是福建人，请我到他在规划研究院的办公室去喝福建茶，我就乘机把我在加拿大的研究报告拿给他看，题目是《沙漠上家庭规模的有机农业》。他看了大吃一惊，拿给他们院长看。院长是藏族人。我的报告里有照片，在不同规模的人造沙漠上种植苜蓿草、大豆、西红柿和小麦。他们给研究院每个工作人员都复印了一份。在拉萨的期间，我们常常见面，我也同时了很多生态环保的专家们。总而言之，西藏有生态的危机。西藏人口越增加，牧民牧养山羊就越多。山羊喜欢啃草根，于是西藏的草原就被破坏了。被破坏的草原逐渐的沙漠化，地表的植被越来越减少，地表就越来越热。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上的冰川因为温度变高就逐渐溶解了。这也是全球性的温室效应。规划研究院的工作是寻找一个方法来使被破坏的草原恢复。我的报告提倡用种植苜蓿草的方法来增加植被，减少温室效应和冰川的溶解。因此，他们想要跟我保持长期的联系，我表示愿意当他们的名誉顾问，他们很高兴的接受了。
这次到西藏来访问，认识了不少藏族和汉族的生态专家，向他们学习了不少生态的危机，并深刻地意识到，防沙和治沙可以保护冰川。11月20号，我离开了拉萨。
五．兰州
我坐火车离开拉萨时，坐的是软卧的四人包厢，整个包厢只有我一个人，我暗中高兴。到了格尔木那站，上来了两个军官。其中一个军官一来就跟我道歉，说他患有重感冒，一定会传染给我，所以事先先给我道歉。过了一夜以后，我发现我的头开始重起来，一定是被他的感冒传染了。于是，我决定到了兰州后，下车在那里过一夜再走。我住在兰州大学的中科院招待所，登记的时候服务员发现我护照上的中国签证过期了。原来，我在加拿大维多利亚的时候，申请回中国的签证，得到六个月的签证时间。但是旅行社自作聪明，替我填表时，说我是每两个月要离开中国一次，再从国外进入中国，这个叫“多次出入签证”。而我原以为回到中国可以连续停留六个月，没想到竟然需要每两个月重新出入一次。幸好服务员还是让我登记了。等我入住之后，身体开始更加不舒服了。到餐厅吃饭时，认识了一位在中科院当研究院的小姐，叫做陈彩苹。这位陈小姐是专门研究冰川的，她想把她的英语论文发表国际刊物上，请我帮她修改。这篇文章最引起我关注的，是促进冰川溶解的几个原因，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地表的发热。我很惊讶的发现，这同我在西藏冰川草原地表考察的结果不谋而合。藏民过度放牧，草原被山羊破坏以后，加快了沙化，也加快了地表发热，更加快了冰川溶解的速度。第二天，我请她帮忙，送我上火车，她还热情地给我带了很多水果路上吃。
当天晚上火车就到达了银川。崔永平、李宏夫妇二人来接我，招待我住最好的宾馆。我因为感冒，一直在宾馆睡觉。过几天，我搬到崔永平的农场去住。崔永平是专门种植有机红辣椒的，在农场帮忙的几乎都是回民。他带我去访问了两个清真寺，拜访了阿訇们。阿訇(Akhond)，是中国伊斯兰教教职称谓，波斯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教师”、“学者”。阿訇们很热情的招待我，请我喝茶。我告诉他们说我是信基督教的，阿訇们一听，紧紧抓着我的手说，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啊。周围还有两家回民家庭盛情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宁夏大学新旧两位校长和一位曾在加拿大国际学院的同学刘锦旗一家也都请我吃饭。之后崔永平带我去看了黄河附近的草原，地表果然很热，不过草坪已经在康复中，没有种树。他很同意我的观点，要康复植被来防沙。我在东北、内蒙、西藏已经提出了一个口号：“不治沙，乃自杀”。据说宁夏的政府已经明令，必须圈养山羊。崔永平给我提建议，说我既然到了银川，就应该去看看敦煌，并从敦煌去武汉办理签证延期手续。我觉得很有道理，采纳了他的建议。
五．敦煌
从银川有火车直达敦煌。在敦煌有我好友王小平的朋友王青亚老师，约好她在敦煌的火车站接我。敦煌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而又陌生的地方，再加上签证很快就要到期，所以，我是带着沉重的心情独自上了银川开往敦煌的列车，列车到达酒泉时，上来一个人，与我同一个软卧包间，他上来就开始抽烟，我制止了他，也因此拉开了我们交谈的序幕，在交谈中我知道了他叫王平，是敦煌市法院的院长，同时我们也说到了我的签证问题，他很热心，打电话帮我问了敦煌方面是否可以办，敦煌方面说可以办，我的心情略微轻松了些。到了敦煌，在敦煌车站迎接我的有王青亚老师、许刚先生、母长林导游和杨小明警官，去了那么多地方，第一次有这么多人来接我，见到这种情况，王平院长就交代他们，下午陪我去敦煌市公安局办签证，说如果办不成，可能就要去兰州办理了。
我们一行人来到市里，他们安排我住在市中心的邮政 宾馆，敦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规模的城市，规划的很整齐干净，交通秩序井然有序，对我来说，敦煌是一个古代圣地，来此的人都是朝圣的，但此时我的心情是担忧的，因为签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不可能放心去玩的。当天下午，我们去公安局，杨警官开车到了公安局，我们进到对外办公室办签证，值班的是薛警官，我把签证、护照交给她，她看后告诉我签证只能延期一个月，我有点失望，但也不能说什么，我们填了表，还需要照相，于是又到指定照相馆拍照片，等到下午5点照片洗出来了，我们拿着照片赶回到公安局，薛警官开始办理，并反复问了一些问题，我是第一次办这样的手续。不久，一位男警官进来，经介绍，我们知道他是白科长，他很客气，问了我和王老师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似乎对我产生了兴趣，我就给了他我的名片，看了之后，他更好奇了，我说我是第一次来敦煌，是来看望王老师的，我在加拿大也做过一些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是加拿大国际学院创始人之一，创办了加拿大第一所中医学院，李约瑟中国古代发明博物馆，这时，白科长问薛警官：给办了多久的延期？薛警官说：一个月，白科长又问：是否可以考虑给两个月？薛警官说：没有两个月的。片刻沉默后，白科长说：考虑到您是为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的，所以我决定给你办六个月的签证延期。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当我们确认这是真的的时候，我们都异常的兴奋和激动，白科长让我第二天去拿签证，我生怕有变动，当时就要付办证的费用，但他说不必，明天来拿时再付，我问他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那我们就一言为定！惊喜之余，我们决定去吃饭好好庆祝一下，吃饭过程中，给崔永平和王平院长分别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事情已经顺利解决。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去游览敦煌名胜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宾馆集合准备出发时，白科长亲自把签证送来，是六个月免出国的，我真的是太高兴了。白科长想就关于如何申请长期居留权与我做一次交谈，我们相约在第二天的下午 三点半进行，谈话内容除居留权的问题外，还涉及到敦煌市未来的发展与建设，其中谈到将来可能要创建的敦煌大学，据说已有三百亩地的规划，而且港商邵逸夫先生也会为敦煌大学捐款的，他是敦煌莫高窟捐款第一人，他还曾为敦煌的几所小学捐款。白科长说在来见我之前读了我的网页，他非常赞同我的《中国的危机与对策》的观点，说和十七大的强调是一致的，我说：我的文章是十七大前写的，他说：是啊，因此我认为您将来回国对中国会做出很大贡献的，我说：我不是投资家也不是发展家，我在加拿大创办的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精神的事业，我不能做出巨大的投资，但是能够提供思想的解放，对未来的敦煌大学，我能做出什么贡献呢？假如你们肯让我做名誉顾问就够了，他说会与市长商量。
到达敦煌的第二天，我游览了敦煌的两个景点，第一个景点是鸣沙山和月牙泉。鸣沙山，因沙动成响而得名。山为流沙积成， 类似于埃及的金字塔，但又不同，鸣沙山是连绵起伏的，这些沙山四面八方的堆积起来，在这些沙山之中有一眼泉，因水面酷似一弯新月，因此得名月牙泉。泉的周围有一些植被和树木，据说鸣沙山的周围降雨量每年达不到100毫米，沙本身不像土壤，不会含水，但会把水过滤，经过千百年的过滤，把这些少量的雨水集中在众山之中的月牙泉，和一般人的想法相反，全世界的沙漠都有水源，是过去滤过的水集中为湖泊或暗流，美国的莫哈维沙漠就利用这些地下水或暗流来灌溉和种植一望无际的苜蓿草，我在西藏的时候，也写了一个小报告，主张把内蒙和甘肃的流动沙地用水交喷，这个交喷能够使流动沙地暂时固定，交喷的水日久就会在低处，可以想办法把它收集起来。沙漠上的雨水虽然很少，但是几百几千年积累下来，降落在沙漠上。沙和土壤不一样，土壤会吸水，因为土壤有黏性，而沙却不会。沙是固体，固体有表面积，水里的污染物会停留在沙的表面，这在化学上叫做表面与表面间的吸引力。因此，水里的污染物都被沙吸附了。沙不会吸水，水就通过沙过滤了。所以沙地之下，一般都有水源，并被沙山过滤，很干净。敦煌的鸣沙山的底下有经过过滤的水源，变成了河流和湖泊。鸣沙山周围的农民，过去都大量利用这些水源来灌溉农作物。据说，即使经过这样的灌溉消耗，鸣沙山的周围还是存在水源。假如鸣沙山上培养出地表的植被，可以增加地下水的来源，使沙漠变成未来农作物的生产地和饮用水的来源。我在西藏的想法不过是一个模拟而已，但是在敦煌的鸣沙山所看见的，是一个真、活的大自然，据说，敦煌本身没有沙尘暴，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后过来的，鸣沙山的周围的沙山是没有树木的，沙山太高，植树不是一个根本治沙的方法。沙山的低处靠水地段应恢复原始生态植被的健康，不放牧，在非洲因为放牧，所以形成了沙哈拉沙漠，敦煌要保护。据说，鸣沙山在狂风起时，从山顶下滑的沙砾随人体下坠，沙山会发出巨大的响声，平日轻风吹拂时，又似管弦丝竹，这么以来，万沙争鸣，发出高颂大自然的声音，正如中国历史春秋时代所说，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似乎鸣沙山的众沙也在歌颂上帝的作为。
我去的第二个景点是敦煌规模最大的景点，那就是莫高窟，对我来说，莫高窟是全世界佛教最大的藏书图书馆，古代埃及亚历山大希腊文化最大的图书管已经被火烧毁失踪了，莫高窟是唯一一项东方文化的博物馆和图书馆，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 飞天4000余身, 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 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每年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学者、朝圣者和游客，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联系着世界东西两大文明的核心。参观后，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感叹历史的伟大。
六．武汉 宜昌 小三峡
11月初，我到达了武汉，住在雷洪德和他太太张珉家中一晚。第二天，他们送我到武昌的武汉中南神学院，我是那里的名誉校长。当天，我就住在学校。武汉三自爱国基督教会有两个教堂和几个聚会点，还有一个神学院，就是这个武汉中南神学院。神学院旁边很热闹，有各式各样的小吃小店还有按摩馆。我进去了一家“盲人按摩”，却发现里面的按摩师傅眼睛都好好的。我很奇怪问他们，你们这里不是盲人按摩吗？你们怎么都不是盲人呢？按摩师傅回答，人多我们就“忙”，人少就不“忙”。现在人少，所以我们都不是“忙人”。
我去神学院的时候，刚好里面有一个班，湖北省各地义工培训班，最后一周培训，结束后他们就要回到湖北各地，在教堂做服务。我就给他们作了几次演讲，关于我在海外的一些经历。学生都是成年人，男女各半。我与他们同吃同住，过的非常愉快。后来我还同湖北宗教局的领导们一起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典礼。中南神学院和教会开垦了一个迦南葡萄园有机农场，十几亩地，二十多个义工，专门用来种有机蔬菜。我去参观了几次，他们吃饭的时候都用的是自己种的有机蔬菜，宿舍也非常整洁干净。
武汉有三个城市，汉阳、汉口、武昌，人口近千万。礼拜天的时候，我都在天主教堂做弥撒。每次，神学院的汪校长和学生们都会陪我一起去。天主教堂的一位姓苏的神父问我在海外时参加哪个教会。我回答他说，过去我是英国圣公会的会友，近几年来我是俄罗斯东正教的会员。苏神父很欢迎我在天主教堂领取圣餐。他还告诉我，俄罗斯东正教1854年前曾经在汉口有过一个大教堂。这个大教堂的建筑还在，但是已经改成画廊了。我向武汉宗教局和公安局要求参观这个大教堂。有一天，宗教局和公安局同意了，还预备了两辆专车带我去参观。一到那里，画廊的馆长已经在门口欢迎我们了。那天下午停止对外开放，只供我们参观。我进场之前，就画了三次十字架表示尊敬。每画一次，都鞠一个躬。陪同我的政府官员们都表示赞同，觉得这样做非常有礼貌。进入大教堂的小路两边都布置了盆花，进去之后，全体职工都来欢迎我。陪同的官员们指给我看过去的圣台的位置。我走到圣台面前，站立高举两手，用俄文咏颂：求主开恩怜悯我们。接着，我又用希腊语咏颂了一遍，并向教堂里的各个方向手画十字。我退出时，又在门口作了退堂的礼节。政府的官员们对于我的礼仪和动作表示了尊敬。馆长还请我有机会再回来参观。当天晚上，我向公安局两百多个警官作了一个宗教宏观的报告。讲完后，他们开宴席请我吃饭。
我又从武汉出发去了宜昌，宜昌市教会的朱致国牧师亲自来接我并安排我的住宿。朱牧师的教堂就在三峡葛洲坝的前面。那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了教堂的吕主教，他当场给我降福并给我圣餐。朱牧师给安排一个导游，带我参观了整个三峡工程，郭牧师带我参观了最早的葛州坝，我们还坐快艇到重庆市的巫山，从巫山坐旅游船游览小三峡，巫山是百万新的移民居点之一，那边的房屋是广东省帮助建设的，从长江上看过去，巫山有一点像小香港，大临河经过巫山进入小三峡，一共有五十公里长，小三峡能够直通到达陕西省，250公里长，两边有原始树林，自从三峡工程完毕以后，水位就提高到175米。
自从葛州坝和三峡工程结束以后，国内议论纷纷，有些人怪去年重庆的旱灾和三峡工程有关，据说重庆温度增加到45度，土壤干旱龟裂，我认为土壤的板结化和龟裂是与过分使用化肥农药有关，坝后的水位增加，水流就缓慢，水的蒸腾的作用和二氧化碳一样，能够产生温室效应，温室效应会使地球加温，加温的蒸腾不能使空中的云雾凝结降雨，因此，重庆就得不到降雨，据说，附近的巫山和巴东也得不到降雨，又据说，宜昌的降雨比以往减少，温度也增加到40度。三峡的水坝上云雾弥漫，但当游轮进入小三峡几个小时以后，突然云雾消失的无影无踪。这很可能的是能够直通陕西的小三峡能够成为风洞的作用，把长江上游的雾吸收到小三峡这个风洞来，因此我马上和游艇上的几个导游商量，把这些雾通过小三峡引导到陕西，可能更北的宁夏沙地，去巩固那边的沙地，而防止沙尘暴的扩大，影响到明年的北京奥运，这些导游和重庆的姑娘们都大喊，这等于南水北调，我接着说这是南雾北调，我还和几位比较知己的朋友们提起这件事情，报告银川的崔永平教授，有机肥专家，他在电话里大喊，赞成支持。
在葛洲坝前面的江面上有一个小岛，小岛上有一个一百多年英国人盖得小教堂，郭牧师带我去参观。我一进入教堂就知道是英国式的。中间有圣台，圣台后面还有一个高一点的小圣台。我好奇地跑到小圣台去参观，心里突然有一阵感动，于是我就跪下来做祷告。我念着圣公会的公祷文来做祷告，祷告了十几分钟后，发现我后面圣台的底下有人的声音。我站来转身一看，后面突然间有几十个人都跪在那边，一边流泪一边祷告，包括带我来的郭牧师。看到这个场面我也很感动，就跟他们每一个人握手，祝福他们。这个时刻我至今都记忆犹新。可能是这些同胞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人会跪在小圣台前做祷告，他们也受到了感动。
我离开宜昌坐火车又回到武汉来，在武汉中南神学院给他们讲课。
天主教，在中国称为中国爱国天主教会。中国天主教会的主教是由中国自己按立，而不是由罗马教皇指定。除了天主教会，中国最大的教会是三自爱国基督教会。过去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基督教会是由西方传教士来管理，财政也是靠西方支持，讲道的也是西方传道士。自从解放以后，中国就成立了这个三自爱国基督教会。三自的意思就是自主管理，自主传教，自主财政。所以这个三自就表明了不依赖西方，而自己独立。现在民间还有一些信徒不肯承认三自爱国教会，觉得脱离罗马教皇就是背叛，而自行组织家庭式的礼拜聚会。
中国天主教会的信仰，和西方的天主教信仰是差不多的，他们都称上帝为天主，做礼拜叫做做弥撒。弥撒的意思是，经过神父祝福后，一块普通的饼就变成耶稣的圣体，一杯普通的酒就变成耶稣的宝血了。所以弥撒的礼拜是重演耶稣两千年前的祭祀：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就是弥撒的圣体，他的流血就是弥撒的宝血了。天主教徒们领受弥撒的时候就是重新接受耶稣的祭祀。他们虽然不是罗马教廷管辖，但是还是尊重罗马教皇。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有天主教堂，乡村里也有。
现在来说说三自爱国基督教会。基督教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后才产生的。他们不相信圣餐的饼是耶稣的圣体，也不相信杯里的酒是耶稣的宝血。他们认为，这个仪式不是耶稣的祭祀，只是为了纪念耶稣的大爱。他们不称仪式为弥撒，而称为掰饼纪念主的礼拜。现在国人所谓的基督教，其实是改革后的新教派了。
再来介绍一下三自爱国基督教会和民间聚会的神学立场。他们是继承十六世纪的宗教，德国的马丁路德所传下来的神学。这种神学可以简称为“因信称义”。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只需要信仰耶稣基督，死后灵魂就会上天堂。凡是没有信仰，或者不信仰耶稣基督的，死后都会下地狱。信仰这种神学的，多数是三自爱国基督教会的信徒。
我在中南神学院的时候见到两位神学老师，一位叫赵卫红。她是在新加坡读的神学，河南神安阳市人氏。她告诉我，安阳是甲骨文的发源地，有很多商朝的古迹。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导致我后来去安阳考察了一个多月。还有一位神学老师，他是教系统神学的。我很好奇就请教他，系统神学到底教些什么。他告诉我，基督教一般传统的神学内容，都是他在教，最近他们又在教一门新的神学论。我又问他，这门新的神学论究竟是什么。他说，是“雷锋论”。我很惊讶地请他解释“雷锋论”。他说，雷锋是中国一个是很出名模范共产党员，他爱国爱人民，助人为乐，做了很多好事。中国大中小学都提到雷锋，号召大家学习他的精神，向他学习。所以“雷锋论”研究的是雷锋死了以后，他的灵魂现在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于是，我就问他，他认为雷锋的灵魂在哪里。这位老师说，雷锋应该在地狱，因为他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只有信奉主的人才能够得到永生。接着，他反问我说，陈博士你以为他在哪里呢？我说，这个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他坚持问我说，你个人一定有意见的，你的意见到底是什么呢？我回答，我个人是没有意见的，但是我可以引用耶稣的话，这些话记录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里面。耶稣曾经说，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冷的时候你给我穿，我有需要的时候你照顾我。请进入天国，享受天父为你预备的福份。按照耶稣说的这些话，雷锋是这种做好事的人，现在应该在天堂里面。
我在中南神学院的几个礼拜发现，中国基督教的神学立场是不同情其他宗教的，认为他们都会下地狱。他们对其他宗教抱着不友好的态度。他们强调“信”，缺少博爱。我在他们学校的校刊里发表了一个文章，指出“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三节）所以，我的文章的题目就是《天国的福音》。这篇文章后来在河南省郑州又重新编辑整理，以后会另外写出来。
八．南京 苏州
2008 年元旦我从武汉出发直接到达南京。火车一到南京，金陵神学院赵红军老师马上就来接站，把我安置在学校附近的康达宾馆，这里非常方便。马上就有位李枝教授来交流。第二天金陵神学院的校长和老师们请我吃午饭，我把随身带来的二篇文章交给陈泽民院长，陈泽民是中国当代唯一的有权威的神学家。他今年92 岁。他看了我两篇文章后就决定把一篇文章――《天国的福音》出版在金陵神学院的神学刊物上。另外一篇文章，《生态环境神学》出版在全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社。我当然很高兴的同意了，他让我今后无论在写什么作品，他都愿意给我出版。所以我那天在金陵神学院吃饭的时候非常高兴！那天下午丁光训主教接见我，丁光训主教 96岁高龄了，他是中国政协副主席之一。他给我降福。他同意我的神学立场――当时耶稣在地上是传天国的福音，而不是传信主得救上天堂的福音，他说他同意我的立场，让我继续写作，所以今后我需要在神学上更加努力发挥我立场。当天晚上有一位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主任肖兴基及其夫人来请我吃饭，并邀请我明天在他们的有机产品认证中心参观演讲做报告。元旦晚上还有一位从事有机农业的张宇清女士带来他们白龙有机农场生产的有机茶叶和其他食品给我分享。 3号上午访问国环，肖兴基主任热情招待我们，我做了有机农业未来发展的报告，中心全体人员对我做的报告很感兴趣，积极提问交流，气氛融洽。下午四点半回到住地康达宾馆，南京农业大学派来的车已经等候在宾馆，我们就马不停蹄的跳上另辆车到南京农业大学去了，南京农大的老师在他们豪华的四星宾馆请我们吃饭。当我们赶到南京农大图书馆的报告厅，里面已经座无虚席，还有很多人站在门口，有不少研究生，会场上有三百多人，演讲的内容是《中西文明的比较与全球生态远景》，学生非常认真地听演讲，时常发出会意的笑声，所提的问题和讨论的水平不亚于北大。演讲结束后还有学生围住我提问题，他们要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有人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简单回答是：人生要遵循天命，天命是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天命，要靠自己去寻找，学生们意犹未尽地才让我离场。
元月4 号，一大早有国环的邰崇妹、江涛及张宇清三位朋友陪我到苏州玩。苏州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城市。我们参观了三个景点：虎丘、寒山寺、拙政园。这三个景点都让我很深刻的感受到古老的中国文明，有形而为上的神玄。最让我感动的景点是寒山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伴钟声到客船"。当日本的游客排队到钟楼去敲钟时，那时候正好有黄昏的夕阳，沉重的钟声，打到我的心房，我非常感动。我多次控制了我的情感，不然我会流泪，仿佛有种神圣的感应。 1500年的古诗、虔诚的朝圣，很是有感触。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夕阳无限好，可是让我依依不舍。当我游苏州最后一个景点拙政园的时候，心有余，腿力不足，拙政园的包兰女士热心提供了轮椅，让我坐在轮椅上感受拙政园的灵秀。回顾当初红楼梦的故事。
元月 5号，我正式参观白龙有机农场，农场的主人邱进先生亲自陪同我们前往，小高开车。同来的有张宇清女士、王丝雨小姐、江涛一行人，该农场离南京市区近两小时车程，在南京市的溧水白马镇，大约有五千亩，农场的风水是山清水秀，土壤可称为处女质量，这块有机农场有山丘和周边农村隔离开来，农场使用北京六合神州生物公司的有机生物菌肥，保持土壤质量，替代化肥，增加产量，农产品的口感还很好。农场有以下几大部分：五百多亩的蓝莓，上千亩的茶园，生产世界上最优秀的绿茶，可以甜口明目，修身养性，甘醇留香。生产的蔬菜：大白菜、青菜、萝卜、香菜等等都很好吃，我们吃了一顿"有机菜盛宴"，饭后在茶场喝茶晒太阳，参观绿色起伏的茶园，度过了快乐如神仙的下午，邱进希望使用加拿大紫色苜蓿草的种子，大家都希望加强交流保持联系。邱进送我有机碧螺春茶叶，我们满载而归，坐在小高开的车上，看着灿烂的夕阳，享受着茶叶的回甘，心旷神怡。回到宾馆又一起共进晚餐。之后我和张宇清和她的女儿岳苑一起去附近的天主教堂做了弥撒。7号晚上，我又回到了到北京。
回来的当天，我就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之邀，与卓新平所长和教授们交流讨论。我跟他们讨论人性时提出，无论宗教信仰如何，人跟天是分不开的，所谓“天人合一”。他们都非常赞同我的观点，卓新平所长还当场聘请我为该所的名誉访问学者。
有一天周日，我去天主教堂做弥撒，之后再到北京的天坛。在天坛的圆心，下跪磕头三次，拜祭坐北朝南的皇天上帝。周围有世界不同国家来的游客，看到我这样，都跑过来争着跟我拍照。北大车队的师傅就问我，今天不是在天主教堂拜过上帝了吗？现在又拜了皇天上帝，不是等于拜了两位不同的上帝吗？我回答说，都是同一位上帝。
曾一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提出要废除中医，他主张中医是不科学的，只有西医才是科学。第二天，我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作了演讲，介绍中国中医药对世界作出的重大影响，被聘为学术顾问。之后，我也在北京大学医学系演讲了相同的题目。这两个演讲都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座无虚席。
1月10号，我在北大跌了一跤。眼镜破了，满脸鲜血，被救护车拉到北大医院。照了X光之后，医生说我的鼻骨没有断，但是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中国有农业部，也有林业局，但是就是没有草原部。所以草原因为不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往往受到忽略，没有经费，缺乏管理。草原得不到保护，沙尘暴也得不到治理。因此，中国有环保人氏告诉我，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组织了一个由70个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叫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委员会。委员会易经通过了国务院的审批，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成立草原部。我受聘成为该委员会唯一的外籍委员。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任，推荐我去安阳考察殷商时代的文化和甲骨文。在北大教书的加拿大小姐Catharine邀请我和北大的同学们杨晴、陆静、江峰去她家吃晚饭，当天一起吃饭的还有一位苏格兰的小姐Margaret。 第二天我就坐火车去了安阳。
九．河南安阳 郑州
我于1月21日下午四点多从北京乘D字头的快车到达安阳火车站，原来说好的人没有来接，我只好自己找搬运工帮他把行李送出站，帮我打车前往安阳宾馆。好在宾馆离火车站很进。到宾馆后要接我的人才急忙赶到，估计人家有什么事情耽误了。晚上一起吃饭。
安阳的天气温度零下17°C - 零下3°天有些阴，还下过雪。安阳宾馆是当地最好的四星宾馆，吃住、交通都很方便。安阳宾馆对面有一个盲人按摩，我在这里按摩，使我的血压都降下来，效果很好。
22号，由岳爱玲的朋友张爱芳带我去了殷墟博物苑，在博物苑参观了从商王朝的墓地出土的很多宝贵的文物，当我看到真正的甲骨文的时候非常高兴，不停的拍照，把一张一张珍贵的甲骨文资料都记录在我的相机里。一直到中午12:20我才离开了博物苑。中午吃的是安阳的一家很棒的刀削面。
23号，由张爱芳介绍的陈先生带我去了安阳的王陵遗址。看了看中国著名的司母戊鼎的出土地，中午小陈先生陪着我吃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
24号，早上安阳市博物馆研究馆员、安阳甲骨学会副会长焦智勤前往宾馆看望了我，我们两个交谈的很投机，并且焦馆长答应给我一套甲骨文的对应字典，我非常高兴。下午，由张爱芳介绍的彭先生带着我去了安阳红星路的基督教堂，里面有加拿大传教牧师，同时也是汉学家的明义士（Dr.James Mellon Menzies） （1885-1957）的展览馆，其初以传教士身份来中国，从事传教、教育，后致力于甲骨文的收藏与研究，先后收集甲骨5万余片，不仅成为第一收藏大家，而且悉心研究，在甲骨学的草创时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学术成就，堪称甲骨研究“西方学者第一人”。我每到一个地方都找机会到教堂向圣母玛利亚做祷告，在安阳也同样。
我去了二道街天主教堂，教堂的神父们告诉，有一百多个修女正在念玫瑰经。她们内在念的时候，我就跑到圣母的雕像前做祷告。我正准备离开教堂的时候，刚好修女们也结束了玫瑰经，跟在我后面离开。她们竟然喊我的名字。我觉得很奇怪，这是我第一次到安阳，怎么会有人认识我呢？我转身看她们，她们说认出了我，原来七年前她们在北京大学听过我的《生态环保神学》的讲座，记忆深刻，还曾经想邀请我来安阳讲学。这次意外相见，大家非常高兴。修道院的院长修女已经博士毕业，现在主持神学院的工作，她邀请我下周5天来给她的学生做报告，我欣然答应，还相约周日来天主教堂做弥撒。当天晚上在宾馆遇到一个德国来的先生，大家交流的很愉快，一起喝了咖啡。
在安阳的这段时间，认识了一位刘志伟先生，他是安阳殷都文化研究院的院长。我们谈的很投机，他当场聘我为安阳殷都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同时，也成为安阳甲骨文协会的会员。
这个时候中南神学院的老师赵卫红也赶到安阳来休假了，他的家在安阳附近一个叫做汤殷的城镇。赵卫红组织了安阳及附近县镇教会的义工来访问我，我还到安阳市的一个三自爱国教会的耶稣堂讲课。
据说河南省的三自安国基督教会是全国发展最快，人数最多的。河南省的人口有一个亿，信教的人口大约有10%。他们对神学的讨论研究非常积极。按照他们的神学立场，得救乃“因信称义”，信主的人死后会上天堂，不信的人死后会下地狱。虽然他们自己信主了，但是他们很多人的祖宗先辈没有信。所以他们很关心的是，他们祖宗先辈的灵魂在哪里，是不是因为没有信教，而在地狱里受苦呢？我就对他们说，做过好事的就在天堂，做坏事的也要由上帝来审判。我们为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不可以随便定他人的罪。上帝是爱世人的，人不能替代上帝来定世人的罪。就是他人有罪，也应该由上帝决定，该受上帝处罚，我们也应该有慈悲之心求上帝饶恕他们。为人要慈爱。但是很多基督教信徒们，总是喜欢威胁他人，随便定他人的罪，审判他人下地狱。他们自以为是“因信称义”。我并不反对这种神学立场，但是人应该因信，而更有同情心，有爱人如己的心。所以，对在河南省访问过我的人，我都表示过这样的态度。
安阳有一位王东峰先生，是汤殷区的一位部长，他要他的女儿王又又每天照顾我陪我出门，还留我在他们家过了春节。安阳有一位出名的甲骨文书法家郭青萍教授，送了我一些甲骨文的书法，这对当地人而言是无价之宝。我还在当地参观了袁世凯墓，岳飞墓。还看到商王的坟墓，以及用来当作陪葬的妻儿奴隶。想到当时这些陪葬的活人，有整整几天心情都非常沉重。相比较而言，秦始皇陪葬用的兵马俑假人，已经算是非常人道的了。
我在当地教堂了解到，一位普通的基督教牧师一个月的收入只有400块人民币。我很吃惊，这么点钱怎么够养活妻儿老小一家人呢？于是，我想要见安阳宗教局局长为牧师们争取更多的福利。没想到这个行为惹火了这位局长，他不仅不肯见我，还指责我做讲演没有事先打报告，得到他们局的批准。后来我得知，他还在全国各地调查我的背景。到了春节前一天，我的演讲还剩下最后一次。我本来打算宣布取消，正准备去教堂，王东峰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位对我有意见的局长已经被罢免了。他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因为我的事情而被罢免，真实原因是否如此，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不过，幸运的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讲又可以继续，来个有始有终了。第二天，我就在王东峰过春节，吃年夜饭。
1月底2月初的时候，中国南方气候突变，下起了百年罕见的大雪。冰雪破坏了电缆和铁路，从安阳到广州的铁路完全停顿了。据报道，单广州就有近百万人滞留。温家宝坐飞机到华南灾区探望，飞机也飞不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王东峰在安阳火车站“走后门”，给我买了一张到郑州的火车票。
虽说是“走后门”得到火车票，也只有一站，一个小时就到了。来接我的是宋飞成牧师，火车站不让进去，他就拿着指示牌在外面等我。我一个人在里面，我拿不动行李。车站里有位负责清洁的王沛小姐，帮我忙一直带我到门口，见到了宋牧师。我住在郑州火车站对面的宾馆，叫做红珊瑚宾馆。后来王沛还告诉我，她认识卖火车票的人，可以帮我买一张去广州的火车票。可是，等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买到。
我在郑州参观了黄河。黄河的河床比郑州城市还要高18米，1938年黄河就决口过一次。我主张通过西藏的冰川，青海的草原，西北的沙地沿途治理地表，培养植被，防止水土流失，来预防黄河河床的决口。在武汉中南神学院有很多来自河南省的老师和学生们。郑州的附近有一个县城巩义，那里有三十几个做礼拜的大堂，每个都可以坐几百人，有些地点每年举行一次义工培训班。他们邀请我去做演讲，并安排我住在巩义的一个四星宾馆。我去那里讲了20分钟的报告，题目是“天国的福音”。讲完以后，他们又邀请我吃晚饭。当地的宗教局局长也来参加，热烈地欢迎我，并请我以后常来讲道，不用预先报告，可以先斩后奏。我感谢了他们的好意。
星期天的时候，我到郑州的一个天主教堂做弥撒。我让带我去教堂的那辆出租车做完弥撒后再来接我。做完弥撒后，车还没有到，我就在附近散散步。等我散步回来，远远的看到出租车停在教堂门口等我。一位美丽的女士打开车门正准备上车。我一边加快脚步，一边喊：“等等，这是等我车！”这位女士退了出来，告诉我她要去附近的医院探望一位90多岁的老神父。我就提出我们可以顺路一起走。于是到了医院，我问这位女士，我能不能一起去探望，希望神父可以给我降福。她同意了。这位90多岁的老神父住在一间单人房，房间里已经有10几个教会的会友在看望他了。我跪在老神父的轮椅前，房间里的所有人都跟着我跪下来。等到降福完毕，我和这位女士离开了。在路上我们就交谈起来，在交谈中得知，这位女士叫杨丽娟。我告诉她我一个多月以来一直买不到火车票，她就提议先买一张火车票去福建福州。她说她在郑州天主教堂的一位好友，是在郑州火车站管卖火车票的。她可以帮我买到火车票。结果，等了一个星期，周日我去做弥撒的时候，她真的送给我一张火车票，同时我也见到那位在火车站卖票的女士，表示了我的感激。临出发之前，杨丽娟女士还请我吃了一顿羊肉火锅，并送我一件中国传统的唐装。
在等待火车票的这一个星期内，宋飞成牧师提议，我做演讲的“天国的福音”应该记录下写成一篇文章。最后，由我口述，宋飞成的太太杨颖打字，宋飞成校对，一个星期内就完成了。时间很紧张，写完我也精疲力尽了。
2月19号，下午3点，我要离开房间，准备赶4点的火车去福州。我站起来想往前走，却一点力气也没有，直往后退。在这种情况下，我送我的天主教教友们都劝我多留几天在郑州休息。但是，这张火车票得来不易，这次不走就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机会了。结果，红珊瑚宾馆的经理背着我，来送行的杨丽娟女士和教友们在后面推，就这样上了火车。我躺在火车的床铺上，四肢无力，一动也动不了。王丽娟女士拜托临铺的两位解放军军官，一路照顾我到福州。我在路上翻身都困难，全靠那两位军官给我按摩敲背，才能坐起来。我平安的到达福州，都要感谢他们的帮助。
第二天下午，火车到达福州以后，有一位福建省三自爱国基督教会的主席陈以平牧师，亲自从厦门坐大巴车来福州接我。
福建福州 厦门 鼓浪屿
我在福州住在火车站对面的金辉大酒店。2月21号早上，陈以平牧师带我坐大巴到厦门来。陈牧师已经80岁了，帮我提着行李。我的行李非常重，里面有很多甲骨文的书籍。这个时候，我已经走不动了。长途车站的工作人员，推着轮椅把我送上车，当地的电视台都来采访了，好像成了一个新闻。我还跟他们挥手微笑。大巴车上的司机特别照顾我，给我放英语电影，整车的人只好跟着我一起看英语片。这一路上的气候跟华中华北完全不同，连车上的气氛都比较活跃了。我们到了厦门以后，又坐轮渡船过到鼓浪屿，我就住在鼓浪屿的海边的琴岛酒店。鼓浪屿每天至少都有一万以上的外地游客。由于鼓浪屿曾是租界，各个外国领事馆的建筑现在仍都在。我住的酒店隔壁就是德国领事馆，附近还有英国、日本、葡萄牙的领事馆。街上还有葡萄牙人盖的天主教堂，英国长老会教堂，和我妈妈小时候读的美国更正教会学校。
我的妈妈原籍福建省平和县，她是家中长女。她刚生下来时，算命的人说不吉祥，我的外祖父母不能养在身边。刚好鼓浪屿美国更正教会学校的校监是平和县人，外祖父母就请这位校监把我妈妈带到鼓浪屿来送给别人养。于是，这位校监把我妈妈送给从美国来传教的单身美国姑娘们抚养。这些美国姑娘们把一生都奉献了给上帝，没有结婚没有当过妈妈，没有经验，就给我妈妈请了一位奶妈。我的妈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大的，一生都没尝过真正的父母之爱。
鼓浪屿是一个有音乐传统的小岛。鼓浪屿上有两个博物馆，一个是钢琴博物馆，一个是管风琴博物馆。上面有一个教堂叫做三一堂，它的唱诗班有一百多人每位都会读五线谱，这么多年来水平都是世界一流的。
虽然我离开了64年，我小时候读过的英国教会学校的校长及校友们还是来拜访了我两次，并带了东西来给我吃。厦门大学的博士生们也来看了我好几次。不过因为我早已筋疲力尽躺在床上休息，实在没有力气起来招呼他们。我身体稍微恢复一些之后，就到了厦大给研究生们作报告，报告的内容是“生态神学”。厦门大学校园里张贴了很大的海报，结果来了两百多个人。我认识了不少厦大的外国学生，有一些是在鼓浪屿的教堂做礼拜时结识的。我与这些外国学生吃了几次饭，他们送我回宾馆时，其中有几个非洲来的女孩子。中国人似乎对黑皮肤的外国人特别有兴趣，一直要跟我们拍照。还有人问我，这几个非洲女孩子是谁。因为这几个女孩子都能听懂中国话，我就开玩笑地说，这些女孩子是我的大老婆和小老婆们。路上的人都大笑。我这样频繁地跟外国留学生来往，引起了当地很多人的好奇。中国建设银行出资在一个星期之内专门为我拍了一部纪录片。
那个时候，从厦门去香港的火车票也很不容易买到，不过厦大的同学们还是替我买到了。一路先从厦门到漳平，漳平到广州，再辗转到达香港。陈以平牧师一直陪同我到香港。我途中在漳平停留了三天，这段时间内，坐专车去了永福县。永福附近的小乡村，是我祖父的家乡，他就埋葬在邻村的山上。我的祖父叫做陈光清。他的生平是乡村里一个小教堂的传教士，陈清辉告诉我的。我祖父的坟墓也是由他修建的。而这段祭祖的路程和专车是由永福县的一位女传道士陈巧容及她的丈夫李庭超替我安排的。我到我的祖父生长的房子去拜访，亲戚们都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他们。我又上山去了祖父的坟地祭拜。当时下着小雨，路很滑难走，我们走了整整两个小时才到。在陈以平牧师和陈巧容主持之下，与我们同去的几十个村民校友，开始唱诗做祷告。在细雨之下，我跪在祖父坟前，一边磕头一边小声说着：“我来了，我来了！”下山后，到了永福镇的街上，我请他们几十个人吃午饭，表示我的感谢和敬意。陈以平牧师说我这样的孝行，不但会感动祖宗，也会感动上帝。按照当地的陈氏族人的说法，我们是从河南省来的舜帝后裔。而当初，尧帝正是因为舜的孝心才把帝位贤让给舜。我祭拜过祖父后，心里感触很深。我感觉到精神得到了慰藉，多日来奔波的疲劳和病痛也似乎好了很多。我认为，孝心能够治疗人心的异化，也是家庭人权的补充。
中国传统的想法是要生男孩，最长的孩子必须是男孩，因为只有男孩才可以祭祖。我也由此想到一个新的神学思想：女孩也应该可以祭祖。现在提倡男女平等，这也是人权一部分，是巩固家庭制度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现在大部分是火葬，没有坟地，每一家的里面，可以摆一个祖先的排位做纪念。这样既延续了祭祖的传统，又不必千里迢迢回到祖籍地。
广州 香港
到了广州后，中山大学的系主任冯达文来接待了我。冯教授派了两位博士生，高燕和孙海燕到火车站来迎接我。当天晚上，中山大学的刘景联教授和另一位留德回国的教授同我一起吃了晚饭。第二天我就从广州坐火车到了香港。我在香港与弟弟陈福中一家人团聚，并见到弟弟的大儿子陈以诚。清明节那天，我同他们一起去祖母的坟墓祭拜了。这次回国终于有机会对祖父母尽一点孝心，我感到一些宽慰。在香港的六天，我还是非常疲倦，天天睡觉休息。弟弟对我非常照顾，天天带我出去吃饭，我很感激。他们一直送我登上游轮。
这次在香港登船的日期，是4月9号，坐的是荷兰的游轮“Statendam”。这是一艘七万吨的巨轮，乘客有一千多人。游轮由香港开出，沿途经过上海，停留两天后达到北京新港，也停留两天。我在新港的时候参观了当时八国联军等陆塘沽时的炮台，对中国的近代史多了许多感想。然后，船又经过大连，停留一天。在大连友谊商店参观时，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大连女士。
游轮接着途经日本的长崎，我在长崎参观了二战时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现在那里已经是一个纪念馆了。纪念馆的导游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女孩子。她告诉我们原子弹爆炸的当天，就死了两千多小孩子。说到这里，她情不自禁哭了起来。我刚好站在她的旁边，一边安慰她，一边也不禁流泪起来。这位导游女孩子有点吃惊，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回答说是。她哭的更厉害了，还跟我道歉说，二战的时候日本对中国人很不好。我怕她更难过，就叫她不要提了。她很感激地说，你们中国人心肠真好。回到纪念馆门口后，这位导游女孩子还买了一瓶汽水请我喝。我一边喝一边想：儒家道家告诉我们，要以德报怨；墨家也提出要有兼爱之心。我突然间稍微明白一点了。
船又经过日本的大阪、东京、北海道，韩国的釜山，再经过西伯利亚最东部的彼得堡罗。船在彼得堡罗停留的时候，我去当地东正教的大教堂向圣母作了祷告。游轮接着进入了阿拉斯加的领海，在Kodiak岛停留一天。阿拉斯加过去是俄国的殖民地，在美国内战时期才卖给了美国。之前帝俄在阿拉斯加统治了近150年。在这150年间，俄罗斯东正教在阿拉斯加传教建立教堂。一直到今天，虽然阿拉斯加早已是美国领土，但仍然有俄罗斯东正教，并有以爱斯基摩人及印第安人为主的信徒。在阿拉斯加最出名的一位传教士是Saint Herman，他的遗体现在仍然留在Kodiak岛上的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我07年9月份去中国和08年5月份回来这两次经过Kodiak的时候，都刚好是周日。我都去东正教教堂作了礼拜。教堂唱诗班的二十几个人都是爱斯基摩人或印第安人，指挥是一位俄国人。作礼拜的时候有既有英文也有俄国。去年和今年两次我都我很荣幸地在教堂领受了圣餐。圣餐礼拜完毕，教堂又举行了午餐会。午餐同桌的一位希腊人答应送我回游轮。我发现船是晚上7点才开船，他就借此机会带我去访问了岛上另一个东正教教堂。这个教堂的信徒们多数是白人，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都不多。我们到的时候，刚好他们在餐厅吃午饭，有一百多人。他们都是来自美国全国各地研究东正教神学的。我就坐在神父的身边，又多吃了一顿午饭。他们得知我刚在中国访问了9个月，就问了我很多有关中西文化、神学哲学、生态环保的各种问题。我在教堂作了将近5个小时的报告，7点前赶回了游轮。临走前，他们请我以后有机会再回Kodiak访问。
5月10号，游轮回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刚好又是一个周日。我跟女友Helen到东正教堂作礼拜，在圣母面前感谢这一趟旅途的平安。
后记：今天是2008年8月8号。今天凌晨，我从头到尾观看了奥运会的开幕。心中得到了一个结论：无论如何，中国在五千年来的这本厚重的历史书上，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