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城市化的加速与全球气温的升高
现在的中国已经生产超过世界上三分之一的水泥，今后几年内中国新建的水泥厂将多于世界其它地区新建水泥厂的总和。中国水泥实物产量从1985年起已经连续18年位居世界第一，水泥总生产能力超过7 亿吨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9月8日) 。
使用水泥时的排热
赵洪义同胞曾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水泥企业是造成温室效应得二氧化碳和形成酸雨的二氧化硫的排放大户。依据目前的技术经济条件，生产1吨水泥熟料，要排放粉尘20公斤，排放二氧化碳1000公斤，排放二氧化硫0.74公斤，排放氧氮化合物1.15公斤。在很大程度上，目前我国水泥工业的发展是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实现的。”(2003年10月20日) 。
但是，赵先生没有指出使用水泥的过程中，当水灌入水泥时，水泥会同时排出热量。过去美国建造胡佛水坝的时候，因为水泥发热的问题，政府就曾加设了一条300英里长的管道为给建设完毕的水坝降温。因此，在看待水泥对环境污染的问题时，人们应该更多的注意到水泥在凝固的过程中会不断的释放水分和热能。
除了水泥使用时会排热以外，现今的世界应该更重视全球温室
效应问题的严重性。除了排出温室气体外，水泥使用的排热能直接导致气温的升高，并导致南北极冰山的溶化，直接使海平面的水平线增高。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处的许多田地已经濒临被淹没的危险，很多海岛也因为海平面的增高消失的无影无踪。
按照化学中的热学解释，每克分子量从冰溶化成液体水需要1436卡路里的热量。假如中国年产7亿吨的水泥，就可以使几千亿吨的冰山溶化，而导致全球海平面的增高。那全世界水泥的使用就会淹没更多的低地和海岛。假如全世界大兴土木，再发展50年的话，那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可能葬身于海底了。
西方有一个刊物叫Sierra，其中今年7月8日这刊报道了世界各地雪山的溶化，冰川的崩溃和失踪，冰地(Permafrost)的不再固定，以及海平面不断升高的问题。太平洋有些岛屿已经逐渐被淹没而只能看到最顶部的一些岩石了。
中国乡村的城市化问题
这几年来农村城市化的加速导致了越来越多耕地的损失。农民们因为没有耕地，背井离乡，到城市去打工。按照统计，这十年来人均耕地减少了十倍，原因就是乡村城市化的加速。因此，城市化的过程导致了耕地的损失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失业率。据目前统计，全国城市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36%，并且这个过程还在持续。
从社会结构来看，城市化的过程是重视工业和商业的表现，而农民大量离开故乡涌入城市，则是对农业的轻视。从1990 到 2001，这十来年，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从26%增加到36%。据说，此城市化的目的是要达到可持续性的发展。
春秋齐国管仲的书中曾提到过，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现在乡村城市化以后，这一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工商变在农之上，农也就成了社会的最低阶层。这一变化违反了中国的传统。古代农书如《尚书》，《礼记》，和《吕氏春秋》等，都强调农本商末的原则。四书中的《大学》，更强调“德为本，财为末”，这也就是把农作为德，而商当为财。《吕氏春秋》中的农书就说，当农民舍本逐末的时候，就是农民弃农从商的过程，也是欺诈，玩弄是非的过程，“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所以，加速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会导致社会遗失价值观，增加社会的犯罪。因此，《尚书》称，强调商业违反了大自然的阴阳五行。
农村城市化以后，年轻力壮的农民都到城市来谋生，希望多赚一些钱，只有老人和幼童留在乡村务农。这样是不可能采用可持续性的方法来耕种的。使用化肥和农药就会增加对土壤的损失和破坏，使农业和环境都失去了可持续性。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水泥排热，和气温的升高，也破坏了人类和大自然的可持续性。
当今的中国正在从一个农业大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国。本来全国乡镇的数量多于城市和县城，二十一世纪以来，县城的数量已经超过了乡镇。中国原先是以乡镇为本的农业大国，而现在呈现出工商业为主，以市县为根本的趋势，中国就正在经历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工业革命。这个工业革命就开始于乡下。农业的机械化和科技化使农业能够大量生产粮食作物，因而造成劳动力的剩余，促进了工业革命以及乡村城市化的可能性。而城市人口相对集中，使城市化的工商业能够得到发展。
过去欧洲的爱尔兰共和国，工业上一直赶不上欧美其它国家的一般水平。著者曾到爱尔兰进行过实地考察，当地人士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乡村的人口始终无法集中到城市，因为把人口从乡镇集中到城市需要一定的吸引力，这个吸引力就在于工资的提高，而工资的提高就要依靠外来的投资。现在的爱尔兰已经逐步走上发展的道路，因为自从爱尔兰成为欧盟成员以后，已经吸收了很多外来投资。乡村城市化也就得以进行并不断加速，接下来就是房地产的投资，地皮的涨价，和不断的建设。城市化的过程引发了大量水泥使用而导致的温室效应。乡村的农业也开始采用机械化和科技化，导致了土壤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农本商末的价值观
过去的西方也曾经走过乡村城市化的道路，那是因为工业革命以后在城市里面从事工商业的工资高于在乡村务农的农民的工资。现在的中国正在重复西方走过的这条老路。目前，中国乡下农民的人均收入普遍低于在城市工作人们的收入，因此城市的高工资吸引了很多乡下农民的离乡背井。
工业革命以后这两百年来，西方看到科技给他们带来的发展和进步，高工资带来的物质文明和享受，但在精神上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从农到商，他们的家庭制度开始不稳定。农有阴阳四时五行，从事工业就是不断生产不分昼夜，使人类与自然界相脱离，使人类在精神上产生异化和真空，毒品也就得以趁机而入。美国越战以后，青年们开始对西方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产生怀疑。青少年发现越战中西方强国的外交行动是违反基督教的理想和道德，于是开始对东方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产生兴趣。
美国一位土壤专家金教授 (F.H. King) 大约一百年前，在中国进行考察之后，出版过一本名为《四千年的农夫》的书。全书基本就在解答一个问题，“为什幺中国的农夫耕地四千年来，土壤依旧这幺肥沃”。其答案就是简单的一个字，“粪”。“粪”也可以这幺解释，就是可持续性。越战时代的美国青年开始发展有机农业，据说就是因为受到这本书的影响。
西方的城市乡村化
2002年，加拿大维多利亚举行了第十四界国际有机农业大会,国内来了三位大会代表，其中一位是宁夏来的农业专家崔永平。维多利亚周围有200多位从事有机农业的耕种者，著者带这几位国内来的代表到各处参观了很多有机菜园。最后的时候，这位农业专家崔永平总结说，在这里参观后对西方有机农业的总印象就是，西方有机农业的耕种者多数是年轻人，并且多数是漂亮的女孩子。作者曾多次横跨美加和欧洲进行考察，也同意他的这种说法。
笔者认识一位曾经搞计算机工作的年轻女孩子，后来她放弃了高薪的工作，从事起了有机农业。据她说，虽然计算机会带来很多乐趣，但不能提供给她灵魂的粮食，因此她决定放弃这份工作开始从事农业。她说有很多象她那样的年轻人，在与大地的接触中，获得了精神的滋养，并且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粮食，人性和大自然互相之间的联系是有意义的。按照加拿大国家的最新统计数据，全国的人口流动性最大的年龄段是20到29岁。20到24岁的年轻人多数离开故乡到城市中闯荡；但从24到29岁的年轻人则多是从城市回归到乡下。2002年3月加国的人口统计表明，25到69岁回乡人的数量超过了离乡人。此外，城市中的年轻人也在倡导一种可持续性的乡村生活方式。家家户户的后园变了菜园，由于城市人口拥挤，不能够喷洒农药，所以他们在厨房跟菜园都沤肥进行有机耕种。
中国的传统是以乡村为本，现在却不断扩展乡村城市化的规模；而西方的现代是以城县为本，现在人们却开始了向乡村的回归。中国乡村的城市化是为促进经济发展，西方的趋势则是选择天人合一。虽然在西方这样做的人还很少，只不过是一批年轻有理想的人。但他们这种牺牲的行为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虽然中国乡村从事耕种的人还是要多过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群，但其价值观已经被城市人们的价值观完全冲垮。
爱滋病的城市化
据说中国的河南省乡村有一百万左右数量的爱滋病患者，处理这个问题就绝对不能使用城市化的办法。最近的非典导致惨重的经济损失，爱滋病问题处理不恰当的话，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著者并非单单从经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而是认为如果现在为节省开支不认真处理该问题，以后的结果可能会不堪设想。
爱滋病患者通过城市化的过程，把疾病传染到城市的人口中。城市人口来自全国各地，被感染以后，再把疾病带回他们的故乡。长此以往，中国不久就会变成第二个非洲。因此我认为，处理爱滋病，应该建立本地化的治疗，费用应该由国家来承担。否则，带病患者到城市打工赚钱治疗疾病，会不利于城市人口的健康。因此，当地政府应该承担治疗疗养和生活的全部费用，这是一种有远见的投资。不然，场面失去控制以后，其损失会远远超过现在就给予治疗的费用。
在非洲，爱滋病患者一旦在城市的工厂被发现，就会被取消户口赶回乡。在乡下，没有收入，没有政府的津贴，但他们每周还干几天活，每天做几小时的农务，供养一家人的生活。假如政府能把他们留在家乡，就可以减少城市人口被感染的机会。但问题就在于，政府需要给他们的生活和治疗给予全面的补助，提供这种模型，使非洲脱离苦海。
中国前段日子，短短的时间之内能够全面控制非典这个疾病，得到了全世界公认的好评。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中国应该继续采用处理非典的这种精神和手段，来取得对抗爱滋病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