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顺序
哈佛大学的汉学家费正清(Fairbank)曾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在一万两千年前开始的，那时农业社会已经发展，植物的繁殖逐渐被每年种子播种的谷品而代替了。”这种有顺序的播种和收割的农业就是文化的开始。主前四千年的乡村，农业与渔猎活动同时存在，他们的纺织品是以麻纺为主；谷品的贮藏则使用美术的陶器，这个代表了有文化的作品，这些文化作品甚至传播到台湾以及长江下游一带。艺术陶器和大米是有连带关系的。
丝绸的生产已经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开始有了成就。消耗掉一百磅的桑树叶的蚕可以产出十五磅的蚕茧，然后生出一磅的生丝。家庭工业在新石器时代的华北开始以后，就变成了中国的专利一直持续到公元六世纪的时候。生丝的生产过程的秘密被传教士走私到西方来。
西方现代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来源于逻辑和理性的辩证。中国传统的发明与发现相反来自于神话和形而上学。比如火药的发明乃是道家炼丹时意料之外的发现。《道德经》提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以道家把物质分成阴阳两类，那么以火来冲气，目的要得到长生不老的为和的仙丹，结果当道士们把最阴和最阳的物质和起来炼丹的时候，比如把硝石和硫磺一起燃烧的时候就产生了爆炸。马克思说“没有中国火药的发明就不可能消灭欧洲的封建制度，也就更不可能产生后来的资本主义。”
中国人有北辰太极的概念，因此，上帝和天子的宝座是座北朝南的。这个南北神圣的方向就使国人注意到南北坐标的指南针。中国的指南针发明和传入欧洲的时候，方便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地球不再是方的，而是圆的。今天有很多中国人，他们的世界观还是方的。还有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都和古代所谓迷信和占卜有连带关系。神话以形而上学能够增加人类思想的超越和灵活。逻辑和理性的分析其实是暂时的发展和进步，只顾眼前而不考虑到永远性的价值。
本书所用的参考书都来自秦汉以前中国的经典书籍。若用秦汉以后的参考资料，可能会有人说是佛教或者是犹太教或者是西方的基督传统宗教。参考资料来源就不是原汁了。
甲骨文时代的天是指上帝和自然界的主宰。两者是同一位。读了甲骨文的资料以后，给我们一个印象，当初是上帝直接在地上统治中国，后来上帝回天上去，居住在太极北辰的天空而把中国委托一位人来管理，这个被委托的人就被称为天子。上帝所委托的乃称为天命。天子就是在地上执行天上上帝的天命。执行的不好或者是违反天命就会引起上帝的愤怒，上帝就会把委托的天命革除，而委托另外一个人来执行天命。这就是中国历史的过程。从天命到革命，又从革命到天命。不同的朝代，不断的更替来执行上帝的天命，所以《诗经》里有一句话：“周邦虽久，天命为新。”这就是说中国的历史无论多悠久，上帝的天命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中国的历史可以这样来总结：每一个时代的执政者，都要“顺天命”，“正天下”，“易天行”。革命的意思也是顺天命，就是把不得民心，不顺天命改成得民心，顺天命。天命的一个核心乃是天地之 “正”。天下虽然有不测的变迁，但是“正”是不易的。这个“正”是天地之正也。简单的说，所谓天命就是上帝的命令，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上帝的旨意。
过去一般西方学者们，都认为尧、舜、禹是传说中的人物。现在经过考古和历史考证以后，都公认这些是历史上事实存在的人物。尧、舜、禹以后就有夏商两个朝代。然后就有周朝的出现。周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朝代。可分西周(公元前1100¾771)和东周(公元前770¾256)。接下来就是春秋时代(公元前770¾476)，最后就是战国时代，一共有879年。秦虽统一中国但是以朝代来说不过是公元前221至207年而已。
中国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帝国都是有共同的年代的。按着汉书的《天文志》记载，按着耶稣在伯利恒的诞生，其星座的出现在本书第一部已经提到耶稣在耶路撒冷12岁的成人奉献是公元后第八年。再后圣经的四福音就不再提起他在哪里。一般的学者认为，往后有二十年他的下落不明。但是在公元后29年按照后汉书的天文记载，耶稣在约旦河被施洗的约翰洗礼过。耶稣被洗礼以后就花了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做传道的工作。假如公元后31年日食是与耶稣的牺牲和复活有关系的话，那么这事发生是公元后31年三月发生的事件。这些根据是从《汉书》和《后汉书》来证明的。
本部书的强调乃是讨论耶稣这二十年的失踪及其可能性，联系到丝绸之路和他到过丝绸生产地的中国的极可能性。有关丝绸之路的书籍，我认为有一本最有代表性的乃是Peter Hopkrik写的《在丝绸之路上的洋鬼子》于牛津大学1980年出版。该书描写耶诞生100年前有个中国的探险家，叫张迁。从中国到西域来执行一个秘密任务，在路上张迁被俘，在异国他乡生男育女。后来又偷跑回国，汉武帝就再派他西征。于是他打通了丝绸之路联系了世界上两大文明。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因此张迁可成为丝绸之路之祖。以后耶稣诞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们是延此路到西方来朝圣圣婴的。当初该路可能无名，是后来德国的学者们称该通道为丝绸之路。
所谓丝绸之路的出发点，是从今日的陕西西安开始，一直通达到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丝绸之路的终点站。从此丝绸又被分散到君士坦丁堡和罗马；往南是耶路撒冷和埃及。除了丝绸以外，很有可能骆驼商队从中国带来其他中国的发明。有人还提出说中国的纸艺术和书籍。骆驼队的商人都是中东人没有中国人，丝绸之路的控制是在汉代的边防的手中。本书作者认为，张迁是中国的施洗约翰，因为张迁与约翰一样为主预备了一条直通的道路。
张迁回国以后向朝廷报告，西域有五十多个国家，并且张迁也指出有个罗马帝国，他称为大秦。中国的传统是重农轻商，所以外来的商人到中国来的时候都用外交官的身份，其实他们多数是来自波斯大马的商人。丝绸之路还带来了宗教的意义，远在丝绸之路贯通之前，《史记》记载老子已经到达过西安，写完《道德经》以后就往西而去，可能道教的思想远到西域。耶稣诞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们来朝拜耶稣，是沿着已经开发的丝绸之路而来的。印度的佛教，也是沿着丝绸之路而传到中国的。东正教景教也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西安的。
因此，耶稣参加了骆驼队，或者到骆驼队去访问到过中国的商人，这是不稀奇。丝绸之路的交流是双方面的，从东方来到不断的丝绸产品，也带来了东方的文化。因为圣经的新约和旧约都提到了丝绸，而本文也会提到中国的传统思想和耶稣的传道有共同点。假如耶稣真的到过中国，这个骆驼队的路程大概是需要两年之久。很可能他十四岁以后，到三十岁以前这十几年当中，就是公元后十年到二十五年中，这段时间恰好处于东西汉朝代交替的时候。因为王莽政权是公元九年到二十五年16年，王莽政权崩溃后，东汉就开始。假如耶稣在那个时候到达了中国，那时当代的哲学家出生四川成都名字叫杨雄。现在简单介绍杨雄的哲学观念。杨雄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君子会献身学道，而小人会献身学利。杨雄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混合。假如一个人修善的话，这个人就会变成一个善人。假如修恶的话，就会变成恶人。人性象一匹马，马奔跑的方向是由骑者掌握的。圣人的修养是倾天修善的，目的要明白天命。有人问上帝在哪里？杨雄的答案是上帝是一个隐藏自己的上帝。要寻找上帝，要到每个人的心灵去寻找。上帝有时候，隐藏了自己在天上，因此上帝就在天上。有时上帝隐藏在地上，因此上帝就在地上。我们也可以说上帝是在天上也在地上。神圣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有时候，上帝也隐藏在我们的心里。那么“上帝在哪里呢？上帝隐藏在哪里就在哪里。上帝隐藏在哪里，哪里就有神圣的启蒙。他的圣光是照耀到每个方向。上帝有时是升天去了，当他升天的时候他是上升的；当他隐藏的时候，他就隐藏。上帝是超越一切的。上帝因此是一个隐藏自己的上帝。”
有关这个博爱这个题目，杨雄是这样阐述的，孔子的学说是充满了博爱的。孔子的博爱是强调仁义的爱。一个人要先爱他自己，然后他人就会爱他。一个人要先尊敬自己，然后他人就会尊敬他。爱己乃是仁之至，敬己，乃是礼之至。从来没有一个人，没有自爱和自尊就能得到别人的尊和爱。反生着都必死，因此凡事有始有终，此乃道之性也。君子重视他人，因此他也重视自己。小人欺己，因此人可以想象他如何带人。
公元后的二十五年，耶稣大概是三十岁左右，这个时候，他归回家乡，也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是王莽政权崩溃的两年，这样的算法和新约圣经的算法相差有两年。但是我们要想到，可能在耶稣在丝绸之路的归途上也需要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