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特色
加拿大 陈慰中博士
2005年6月3日
80年代初期，笔者在牛津大学生物化学系做研究的时候一有机会就去剑桥大学拜访李约瑟教授。只要在教授身边就会学到新的东西。每一次的访问都会被教授邀请去学院吃晚饭。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晚餐是很传统的风俗。学生和老师们都会穿着正式的学袍出席，用餐。当李约瑟教授在换上学袍的时候，他同时问了我一个问题：“近来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不断的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请问中国特色是指什么？”我不敢回答。于是请教教授。教授说：“很简单，中国特色是只有中国独有，世界其他的文化没有的。我接着问：“是不是中国有儒家的伦理道德？”他说：不是，希腊的文化也有伦理道德。我又问“是不是中国墨家的‘兼爱’?”他回答说不是，因为基督教也谈到博爱。我又接着问：是不是中国法家的“法令”？他说不是，因为古罗马帝国也有法制制度。我就又询问：中国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道家的“阴阳和相辅相成”？他说“是”。他立刻背出《道德经》的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笔者在一九八零年九月学假期间在波兰登陆，恰巧碰到社会主义国家船坞罢工运动。那时的苏联正在计划用武力解决波兰的罢工暴动。刚巧登陆的那个晚上，我住在一个教授家里，碰巧他的家就是共产党,天主教和自由工会秘密谈判的地点。在强烈争论之间，我碰巧多嘴劝他们不必吵架而为波兰的生存彼此合作。当场的天主教认为他们不可能与唯物的无神论的共产党合作。共产党也表示他们不可能与迷信唯心的天主教合作。我就马上用德语提倡阴阳的相辅相成，说人性的生存需要有唯物的社会制度和唯心的宗教精神相辅相成，这个就是我以后的写作。当时称之为“中庸辩证法”。 该演讲也在当时的东德马克思大学举行了七次。该演讲稿先用德语发表，后来又用英语写出来。若干年之后又用中文在中国出版。近来有朋友们在牛津大学访问过李约瑟图书馆的时候看到笔者的几本书。笔者在2000到2001年期间，访问祖国一年。经过27个省将近五十所大专学院做过报告。其中的题目也包括了《中庸辩证法》。
前些天晚上，有些国内来的同学们在笔者家里吃饭。期间有同学打电话回国问家里人中国特色的文化是什么呢？回答说中国特色文化是中庸之道。我听了以后当时很激动。心想既然如此，笔者应该把笔者在国内讲过的中庸辩证法编成一本小册。重新介绍中庸之道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现在這本书的一个动机来源。
八五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译丛》对陈教授和他的《中庸辨证法》的评价如下：陈慰中教授是位热心于国内建设的海外学者。他原籍福建，现居加拿大。1966年他再美国印地安纳大学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在英格兰的圣约翰大学研究神学。陈教授在西方有一定的名望。1970年他被选为伦敦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1974年被选位牛津皇家显微学会的终身研究员。他自己创办了一所加拿大中华学员，现在他在那里任校长。并且，还创办了加拿大中华医学院。陈教授出版了许多科学和人道主义方面的著作，并在许多国家作过演讲，试图设法消除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中庸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Reconciliation） 就是这类著作中较有影响的一部。
《中庸辩证法》（英文版）1983年9月在加拿大出版。这是一部对中、西方辨正思想进行比较性研究的学术专著。该书正文共198页，正文前有作者写的前沿。全书共分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围绕着阴阳概念讨论了辨正法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在第二部分，作者考察了古希腊人以及从奥古斯汀到黑格尔到马克思贯穿整个西方的历史中所运用的辩证法。在第三部分即这部著作的中心部分，作者提出了一种中庸辩证法：他首先对中国和西方的辩证法进行了比较，然后考察了一下，对由辩证法清晰地阐明的在人类历史中发挥作用的诸多矛盾，如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等等矛盾，怎样才能创造性地运用一种相辅相成的方法加以处理，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敌对的实在来对待。
这本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少反响。有些西方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因为作者十分真诚地试图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而这对任何一个作者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任务。评论家们认为，要完成这样一项大胆的事业，最起码要了解东，西方思想的源流，作为一名科学家和哲学－神学家，陈教授对辩证法的看法确由独到之处。评论家们认为，时至今日，对于控制核军备竞赛，人类所做的仅仅是想超越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宗教的界限去实施仁爱和正义，然而进展却不大。在這本书中，陈教授正在尝试着用一种建设性的方法处理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对于读者，陈教授希望，他们不仅来读這本书，而且还能按照這本书进行实践。
第一章、 天
中庸之道应该从天开始。甲骨文的天是有人格性的天。整个甲骨文的天是人的形状。上面有头，中间有肢干。肢干的旁边有双手，肢干的地下有两条腿。看起来，天就是一个人。因此，甲骨文的天就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概念。所以天不但是代表上帝，也代表大自然。天又是人的祖宗。这样说起来，人和大自然是分不开的。所以人应该敬畏大自然。天和人不但是相辅相成，天与人还相依为命：没有大自然就没有人类。
中国的文化可说是从“天”开始的。天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和发源。我们的“天”渗透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以及语言。我们称“天上”又称“天下”,认为我们是“天生”的；又有“天命”；又称一年四季的“天气”。孟子称老百姓为“天民”；古代称一国之君为“天子”，那么“天子”统治“天民”的国家该称为“天国”。古书把“天国”称为“中国”。认为“天命”的机会称为“天时”。 “天子”统治“天民”不但是“天国”，还是“国家”。所以，有天性质的国，应该是一个大家庭。国家就是一个家庭；天子和士大夫们乃是父母。“天”不但是法制之国，也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甲骨文里的“天命”乃是上帝命令天子该做的事情。商朝的人认为天上的雨受上帝统率，那么商人也认为天上的风是听于上帝的安排。我们耕，我们种，但是是天降雨，阳光光照，使万物生长。天赐四时五行使植物生熟，天人合一，天赐感恩之心，天在人间。
《论语》有载：“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汉董仲书在《春秋繁露》中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孟子曰：“天下国家，天之本在国。”春秋谷梁传庄公元年有载：“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绝之也。”所以，人不能向天地称霸，人不能采取人定胜天的态度，不能破坏大自然。人既然不能胜天，科技也不能胜天。《诗经》大明篇警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意思就是说：人要小心谨慎又敬畏。
第二章 中庸
中
甲骨文的“仲”是当时古代兄弟排行的“伯，仲，叔”为次序。 仲是排行老二；当中的意思。“中丁”在甲骨文里面就是“伯仲之仲”。很可能，后世以“中”来代表中丁。把中国当作老二，不是老一。中国人一向就有客气的自称为老二。我们不当老大，就是领先了也认为自己还是留步，甘当老二。直到现在为止，在海外的华人，在申请工作的时候还有这个习惯。称自己不行。所以后来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七章中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就是不称霸。中国的原意乃是仲丁的老二，不当老大，不愿意为天下先。这个是中国人传统的智慧。历史上，凡称霸者，强当天下为先的文明都消失了。虽然中国是老二，但是中国“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第二十二章）这也是中国是世界最古老又继续发展文明的国家。国内和国外的同胞们常常高兴中国强大，笔者坚持真正的强大乃是不称霸。有一天，中国走上称霸的道路，必寻找自灭。邓小平也说过一句话，别人在争先强大的时候，中国需要韬光养晦。 意思是，要修身养性，寻求自身的稳定。道德经三十章“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到最后老子说：“是柔弱胜刚强”（道德经第三十六章）。这也是中国的特色。道德经六十六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庸
庸本意是不高明，平常的意思。甲骨文中的庸是一种乐器的名称。是一种祭祀祖宗时候，使用的乐器。所以庸字与祭祖有关系。笔者猜测，甲骨文的庸包含孝顺的意思。庸的本身是乐器， 可以提供美丽的声音。孔子在论语和中庸里都提过“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在中庸书孔子说过“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按照孔子所说，达到中庸的人很少，因此他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意思是说中庸是最完善的美德。能行的到的人少之又少。解释中庸美德，笔者认为老子在道德经四十一章中描写最彻底的。“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老子又说 “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这些话的意思是大器晚成，大智若愚。人家以为你是傻的，但是中庸并不是装傻，乃是他本身是一个美德。正如老子所讲“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小孩子们是很单纯的。他的美德是很自然的。
所以中国是中庸的国家，我们的传统美德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一个走极端路线称霸的国家。因为中国是天、人、地一个稳定的文明。我们凡事都以北辰为太极，以太极为道。而顺天道为命。以阴阳为易，深知物极必反。历史和万物的变异，以散之为推演。以统之而归纳。以散与统为相辅相成。以生生为易。这些道理符合周易的大纲“所以易有太极，太极者道也。是生两仪。两仪者阴阳也，两仪又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絪缊交感，变化无穷，形成中国传统的中庸学问。
第三章、人性
孔子
人性的本身就是一个辨正法。所以孔子说：最高峰的知识是了解人。子曰：问之知人。中庸书的第一句话就说“天命之谓性”。人最原始的性是从天而来的，我们都有天性。中庸书第二句话“率性之谓道”。按照天性来做事就是道理。因此人之初性本善。凡人都有天性，但是并不是凡人都能实践这个天性。所以孔子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在实践上有两类的人：一类是君子，君子有、仁、义、诚、中庸。另一类是小人，他们所注意的只有利。从性来说，大家都有天性之善。从实践来说，就有君子和小人之别。因此，儒家又说：“性相近，习相远。”所以从实践之上，就看出人类的不同。
孟子
孟子继承孔子的概念，认为性之来源是天。孟子有他的善性的根据来自诗经。诗经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既然“天命之谓性”，然后又有“天生烝民”，这个就很彻底的说出人不是被创造的，也不是进化而来的。人是“天生”的。既然是天生，天就是父亲，是人类的祖宗。因此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天生的人性是本善，有物有则。这个物就是我们的身体，这个则就是伦理道德。凡人类都有圣贤尧舜天命善性；凡人都有恻隐之心；凡人都有不忍人之心。这都乃“人之初性本善”。
墨子
既然天命之谓善，既然人之初性本善。因此行善是人性的实践潜伏，很容易尽人性而实现的。尽人性的实践就是墨子的“兼爱”。有人问孔子何谓知，孔子回答知人。何为仁，孔子回答爱人。但是墨子是无条件的爱人。他称为“兼爱”是没有分别歧视的。对墨子来说，兼爱是理想的行善，否则就是有歧视的偏爱而已。有偏爱的行善墨子称之为“别”。墨书里有“兼相爱，别相恶”。
告子
与孟子同时代的一位哲学家是告子。告子有他独到的人性观点。对他来说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告子认为人与动物一样都有“食，色之性”。意思就是说人性有生命的基本生存本性。生存的本性有私的特质。私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就是人类也是如此。这些思想都被记载在孟书里。
杨朱
孟书里又提到杨朱，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意思是杨朱采取为我主义，连拔一根皮毛来利于天下也不肯干。孟子的目的是指出杨朱是非常自私的。杨朱也为自己辩护,他的话记载在《列子》第七篇：人类为了生存而自私，这是天然的人性。但是这种为我生存的自私被称为一种极端的哲学。凡统治者要治国平天下，不能不了解人性的自私性。用武力或者制度来制压人性的自私是不可能长久的。一个制度，要了解并利用自然性的私，是正当的。正常的私并非恶，过分极端的私才是恶。杨朱认为“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他提倡“存我为贵”凡是有生命的活物，都有存我的私性。存我是利己，但并非损人。极端过分的“存我”，就会造成损人利己。这是不善之恶。正当的私是好的，就不会制造对人类社会的依赖。虽然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虽不利天下，但也不损人。
荀子
荀子的人性学说一般人会认为他是太实际了。为了生存，人类有存我之私。但是私的活动常常引导人们到损人利己的极端，这就是恶的表现。所以在荀子的著作里有一篇《性恶》，《荀子•性恶》篇有记载：“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虽然杨朱主张不损人利己，但是荀子认为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凡“生“的都“有好利”，凡好利者，都产生“争夺”。凡争夺的都是损人利己的活动。一直下去的话，恶性就会引导到暴力及犯罪的混乱。就是因为人之性本恶，所以更需要道德的教育。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就是需要道德教育。荀子还主张用政治法律制度来控制人性之恶。他继续说“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意思就是说人性之恶，需要后天的训练和管制，凡有善者都是经改造以后所得的结果。非处于先天人性固有的道德。故荀子在政治上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有受其人性论的影响。
韩非子
荀子认为人性之恶可以被道德教育感化而产生善为。荀子是韩非子的导师，在人性论上韩非子发展了荀子的“性恶”之学说。人性之恶是无法用教育及道德来感化的，只有用权柄，威严，以及刑罚才能得到效果。利益是性恶的根源。人人都是自私的。正如韩非子所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大家只要有利益才肯苦干，没有利益的事就不肯苦干。韩非子主张奖赏那些肯苦干的，而刑罚那些不肯苦干的。没有奖赏和刑罚，单靠道德来感化是行不通的。所以韩非子说“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韩非子不相信爱心感化的力量，而信仰权势武力的力量。
董仲舒
西汉武帝儒家董仲舒提出刑与德并用的原则来处理人性。从董仲舒的现存著作《春秋繁露》可以看出他对人性论用辨正的方法来发展。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虽然利与义是对立的。所有对立但并没有矛盾的作用。因为人有体与心，这两者都是人性固有的。体乃物质之体，心乃道德之心。人性有养身与养心的需要。如果否定了物，就对生存不利。如果否定了心，对道德文明就造成危机。因此利和义是相辅相成的。而不能用矛盾的否定来除掉任何一边。一般人经常用矛盾来除掉对立统一。
第四章、中庸的种类
笔者从2000年到2001年在国内大约50个高校学府介绍中庸辩证法，研究中国传统一些中庸的说法。一般人提到中庸，就认为中庸是“执中”。这句话是中庸书中最开始所提到的“执两端而用其中为民”。今人常把这句话误用，认为杀一百个人是恶事，那么之中杀五十个人，就可以算中庸。笔者认为这个绝对不是中庸，杀人是罪恶。就是杀一个人也是罪恶，怎么可以折中的说法“杀五十个”？！所以，用执中来解析中庸是危险的。
阴阳相辅相成
这句话是道德经四十二章产生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背是阳的。那么阴阳相辅相成的话，背是要负阴的。“负”是阴的。那么相辅相成的话，负就是要“抱阳”。 在此来说，有相反的就可以相成。
相反相成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第十提“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术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减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今天的知识分子回想起春秋战国时代，认为这个时代是中国的学术最纯粹、最自由、最美丽的一个时代。自从秦汉以后一直到今天，这些年代都有不用程度的焚书坑儒。所以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价值观最高峰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有纯粹的自由，各个学派都可以相反相成。相反相成也是中庸的一个博大精神。
五行相生相克
中国人都很熟悉什么是五行。五行有两大循环：一个是相生；另外一个是相克。有了这两个相生相克的相反循环，才有大自然的可持续性。我们先谈一下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的循环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生和克是相反的。但是，他们是相反相成。五行的学说是中国伟大的学问，也可以算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医的基本道理。黄帝内经素问是提到五行最详细的一本书。
有无相生
道德经的第二章中含有中庸的思想：“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请注意，这段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辨正思想。这个思想乃“相”这个字。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不能把“相”的东西看成对立。有了对立以后，就会有斗争性的否定。持否定态度的一边一定会认为“敌”，而肯定的那一边一定被认为是“友”。“相”是没有敌友的，“相”是把双方看为双亲，我们常常称呼父母为双亲。
这段话中我们注意的“有无相生”。笔者一九八零到一九八一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在庆祝中国春节的时候坐在一位英国物理学家的旁边，我问他研究的课题是什么？他回答说他正在研究“无”。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才知道他当真在研究“无”。我不懂他的高深理论，只懂得他简单的解析。他解释说真正的“无”是不稳定的。所有的事物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就会有稳定的倾向。“无场”会产生中微子（neutrino）之后就会稳定。笔者认为有和无的相生才是真正的稳定。笔者更认为“相”的本身就是一个稳定。中国人有相的概念，产生我们思想和文化的稳定。
温故而知新
温故而知新是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话“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有一个故而新的辨正。中国人有一句话“迎新去旧”，认为要学到新的东西就要拼命的把旧的东西丢掉。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例，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被列强欺负，原因乃是我们缺少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拼命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知识。这个是好的事情也是对的事情，但是错误的是在不断迎新的时候，就拼命弃旧。结果把中国传统的文化都否定掉了。中国越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就更加要同时保持自己传统的优点。孔子在这里提倡：在知新的努力之下，同时也要有温故的理念。所以中庸应该把温故和知新这个辨正关系发展，孔子认为这个是思想的领导。
当人类越往前进，追求知新的时候，应该不断的回顾，思考它的历史以及来源。温故是基础，没有基础的知新是很危险的。
问知知人，问仁爱人
这句话出自于论语。意思是知人，是世界最高峰的知识；爱人是道德最高峰的善行。知识和道德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知识而没有道德，世界就会乱。只有道德，而没有知识，就会被人欺骗。所以知识和道德应该是相辅相成。如何使知识和道德相辅相成？人是相辅相成的媒介，人是相辅相成之道，正如孔子在中庸书中提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所以知识和行善不能脱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国家更要这样。一个国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庭应该更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根本和支末
中庸是一个大自然而创造出来的道理，而不是用人类头脑单纯创造出来的逻辑。智力的产品不过是理论而已。而大自然推演和归纳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不是智力所产生的争论性的是非。所以中国传统常用一棵树的发展来代表中庸的思想。一棵树要先有根本，有了根本以后，才有支末的产生。根本多牢固，就产生该有的支末。假如一棵树根本太浅或者支末太茂盛，支末太茂盛而没有根本的树，该树是不稳定的和有危险的。所以根本和支末就产生了一种本末的辨正法。《大学》书中“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大学》书中又提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树有本末，先本后末。国有利义。大学书的结论是此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农本商末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提到“农为本，商为末。”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以农业为根本， 以商业为支末。一个社会的中庸是依靠农与商的平衡。这个平衡乃是靠以农为本的。没有农业为根本的“树”，它的商业繁荣而农业萧条，这棵树是不牢固的。好像现在的西方世界，百分之九是九是在城市里面经营科技和商业工作为主，而留在乡村务农的只占不足人口百分之一。 这棵树的支末当然看起来是非常的茂盛，但是在地下的“根本”是没有基础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以商业为根本，而以农业为支末的文明在世界过去的历史里面是存在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文明已经崩溃失踪了。不以农业为根本的文明，象古代的匈奴和西域的五胡，这些民族入关到中原，被汉族所同化，而自己的文明也已经失踪。西方的巴比伦帝国，希腊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并不以农业为本，商为末。只靠军事征服他人，这些文明都已经消失。
近代的工业革命以后，日尔曼帝国，大日本帝国都以科技商业为本，农业为支末，到不了几代就自灭。甚至大英帝国，以科技殖民地政策，世界贸易为基本，不到两百年其文明虽然没有失踪，但是帝国的制度也已经不见了。今天的美国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也是依赖科技，金融商业，还借口以武力推行自由民主给全世界。这个文明也脱不了历史的规律。
古代中国的版图开国的时候只是处于黄河一带。但是每一次被外族侵略的时候，中原的中国版图就越来越扩大。中国的开国，是以农本商末的制度为模型，农本商末的社会是稳定的，其伦理道德是以家庭为中心，是“靠天吃饭”的。这个文明不怕被侵略，每次被侵略，侵略者就会被同化，版图就会随着扩大。今天的中国人都是来自关外的匈奴，满人，蒙古人，西域的五胡，西南的闽和彝等等，构成了今天的中国。所以中庸是以农本商末的制度构成的，使中国变成今天世界唯一历史最悠久又文明还继续发展的一个国家。
仁义
本和末有先后，仁和义也有先后。先和后混乱之后就失去了中庸。仁和义也是一个辨正。仁和义是一种神圣的性格。上帝是仁爱的，但是上帝同时又是公义的。假如上帝没有公义的话，他的仁爱就没有道德价值了。就象父母一样，父母对孩子有严格的道德教育，孩子有错，就马上教导。这乃仁义也。但是孩子有伤心失意的时候，父母是以仁爱来保护孩子，俗话说，孩子们不乖，父母就要严格来教导，孩子乖的时候，父母就应该疼惜他们。做人也是一样，董仲书在主前《春秋繁露》中说“以义正己，以仁爱人。”我们一般人做人，很容易以义正他人，以仁爱己。但是，董仲书做人的准则，是公义严格的纠正自己，而以仁爱来对待他人。孟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也是传仁义之道。
假如上帝以人爱己，以公义正世人，这样的话，很少人可以活着。但是圣经上说，上帝是以仁爱人，以义正己。圣经中有一句话“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这就是说，上帝是以仁爱世人。以公义正自己。因此将他的独生子牺牲，为世人赎罪。
兼相爱，别相恶
墨子是春秋时代的人物。他的著作是建立在中庸思想之上的。对墨子来说，中庸是爱。笔者认为墨子的精神可以用《墨书》的两句话来概括“兼相爱，别相恶”。兼就是中庸。两边都可以兼并起来，作为相辅相成。两边都可以相辅相成的作为相爱。 比如说我爱我的父母，但是用兼的精神来说，我也可以爱他人的父母。自己的父母和他人的父母都没有分别的兼爱，这种爱是宇宙性的爱，也是中庸的爱。因此《墨书》才有“兼相爱“。
假如我把我自己的父母和他人的父母区分开，这样的话，我就爱自己的父母多于别人的父母，把社会的人事分别出来，到了最后就有敌和友之分。把世界的国家统统区分开来，也就有敌友之分。一直不断的区分，就等于不断的否定。到了最后就有“别相恶”的产生。所以墨子的辩证法是以“兼”为主，这就是他的中庸精神和实践。《圣经》的开始描写了在伊甸园里有两种树，一种是生命之树，一种是分别善恶之树。很明显，生命之树就是兼相爱，分别善恶之树就是别相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兼相爱就是生命，而别相恶最终导致死亡。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道德经第十四章记载“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中庸的“相”是如何产生的？笔者认为，“相”假如失去了平衡以后，事物的发展如果有过分之处，中庸本身的道会自我调整。自我调整是老子所讲“反者道之动”。事物走到极端的时候，道本身会知道，会自我走向相反的方向。在中国人的书中“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所以易经的本身就是中庸的辨正法。人性有中庸的阴阳，易经每一卦的事物都有物极必反。有物极必反的时候，就证明其事物本身的发展有异化的因素存在。例如，在易经中的十一卦“泰”泰卦的构成乃是乾下，坤上。泰卦的上面有三个阴爻，下面是三个阳爻。阴气下降，阳气上升，因此泰的彖词“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尽管如此，该卦的每一个爻辞，从底部向上算，对顶端是“上六”这个爻，此爻的象辞“其命乱也”。这就是说尽管有好事，好到最顶风的时候，会物极必反的。
否卦是坤下，乾上。这种构造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但是该卦的爻辞从地上向上爬到最后就会碰到物极必反。比如该卦的“上九”说“先否后喜”。这也是物极必反，“反则道之动也”。
第五章、中庸与异化
一九八一年，还是冷战期间，笔者被波兰官方邀请去波兰科学院做一个中庸辩证法的报告。报告结束以后，波兰党中央有一位知名的理论学家要求我和他做个别的交流。笔者与他用英文讨论了几个小时。笔者先向他解释何为中庸的辨正法，他听了非常满意，也没有中途打断我的话，听的津津有味。使笔者很高兴也很满足，证明这个理论学家是有忍耐和修养的。报告告一段落之后，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你的中庸辨正法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假如有异化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中庸的相辅相成？你如何处理异化呢？”异化总是对中庸不利的东西，是敌对的，是有害的，是有矛盾性的。这些会影响中庸的稳定，使其不能相辅相成。如何应付这个异化呢？
笔者研究中庸辩证法的时候，只注意中庸的各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异化的问题，被这个波兰理论家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感到万分惊讶，当时感到束手无策，当时两腋不断冒出冷汗。但是，我并没有说我不懂，那时只好争取实践来应变。当时我要求他给我一张白纸，使我在纸上解释中庸是如何解决异化的问题。那个波兰理论家就找出白纸和笔给我，然后在我旁边很好奇的等待我的答案。
笔者就在白纸上画了一个太极八卦图。在一个圆圈里，分为两半，一个半圆为阴，一个半圆为阳。半圆阴中有阳，阳里有阴。他看过之后就说好极了，这个太极八卦图是阴阳相辅相成的。那么有了异化的话，如何处理呢？笔者就说画一个三角形就代表异化吧，有了异化以后就破坏了阴阳的相辅相成。把整个圆圈分为两个半圆，有异化挡在中间，使他们不可能相辅相成起来。波兰人问那如何应付呢？笔者解释说，很容易，现在就要把异化除掉。这样两个半圆又能够恢复到相辅相成的形式。波兰人问，可以这样简单么？笔者肯定的回答就是这样简单。他就是问我异化是什么东西呢？我说异化很可能是你们现在的错误的政策。他马上就说可否把这张纸送给我？笔者说当然可以。波兰人马上仔仔细细的折起来，藏在西装的内袋里。这么一来我就喘了一口气，自我恭喜度过了难关，这个波兰人差点把自己驳倒。
异化的名词的来源自圣经，当以色列的祖宗阿伯拉罕离开他的祖籍就是今天的伊拉克，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时候，就感觉到人地两殊，有外地人的感觉。称之为异乡的陌生人,英文称异陌为alienation 异陌就称为一个神学的概念，来代表上帝与人类之间之异陌。这个异陌就被用于圣保罗的书信里面。西方的很多神学和哲学家都用过这个词。黑格尔采用了异陌的概念用在精神和物质的异化。唯物哲学家费尔巴赫就提到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就提到劳动的工人与产品的异化。由此出现了人与产品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人的本性以及社会的异化等。直到现在，异化这个概念在心理学，社会科学，政治及生物学，甚至文学艺术中都采用了。
耶稣的人性论
笔者认为耶稣对人性论有着一针见血的描写。当耶稣受难的那天晚上和他的门徒们在一起，在客西麻尼花园等待那批抓他的人的来临，耶稣就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不能同我儆醒片时么,总要儆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得心灵固然愿意，肉身却软弱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40－41）这句话就描写了人性善恶的关系。人性的本善就是“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这个本善无法执行，乃是因为“肉身却软弱了”。一般来说，我们日常的人性乃是一种“肉身却软弱了”，想做的做不到。所做的乃是不该做的。不管如何，所有善与恶的人都有本善之性。他们的心灵都非常愿意做好事。那么，为什么“肉身却软弱”呢？ 因为肉身是属于物质世界的。有些人的一生是完全属于物质世界的支配。我们称这个为“唯物”也可以。尽管如此，凡人都有“心灵固然愿意”的本性。有人可以称此为“唯心”的。
异化的来源
异化的来源乃是来自物质的肉身。中国的文化传统虽然没有明显提到异化这个名词，但对异化根源却有很深奥的启示。老子的《道德经》就包含着对于异化根源的洞察。《道德经》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说，万物生于无，而就是道的本身。十六章又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云云，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但是四十章一开始就说：“反者道之动。”认为天下万物之动都按照运动之规则。万物有动，此动之方向是与万物相反的。其动之方向是从万物到无物。万物的运动趋向是复归其根，此根就是无。万物又要从有返回无。道之本质有动有静，从有返回无是动之道。凡有生命的物体都不愿意归复到无，都有求生的欲望，都和归根返无的趋向是对抗的。这是产生异化的根源。所以，继老子之后的庄子把生与死看作是相对的，认为人生如梦。这就是对万物归根返无的现实提出疑问。可见，异化的根源是从人类有生有死而来的。在人类的自我意识里，在人类精神的深处有万物归根的意识，此意识是产生异化之根源。
万物归根，从有返回无，是大自然的规律，是道反之道。此归根返无是人类深处最痛苦的异化。所以在卷六《大宗师篇》，庄子感觉到“吾者非吾也”，人生不过“则亦梦而已矣。”异化的根源是从人类有生有死而来的。庄子并非悲观，乃是勇敢面对此无敌的真道。此乃庄子所谓的“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宇宙的空间的构造与时间都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在时间还没有开始以前宇宙是从无而来的。但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反者道之动，空间是从扩张到收缩，从收缩到无。当宇宙从有反转到无之际，时间就没有了。时间也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如此万物的开始与结束都是一样的。这是老子“有无相生“的宇宙辨正法。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当整个宇宙，包含人类在内，从有归根到无时，异化的自我意识时人性的固有自身。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总没有永久性的感觉。我们感觉到陌异，对世界或自己；在客观或主观上，总是受此“反者道之动”的无敌压力吸回到太虚的无。在有声有色的环境中我们可能很少感觉到我们自我意识的异化存在，但是在深夜或安静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存在的像不存在一样。对存在的发生产生疑问的是庄子。人生好像一场梦，是蝴蝶梦人呢或是人梦蝴蝶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
“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异化是旅程上的游客，在客观的世界上主观地渡过一生。从生存到归根，从有到无，“反者道之动”，归根则复回道，与道同一。
异化对立之否定
哲学上有个难题，为什么有物质的存在？假如宇宙没有物质，万物也不存在。那么，道也没有归根返无的需要。生命假如没有物质的归根返无，自私的活动还存在吗？没有自私，就不会有异化，也没有对立。但是凡有物质的都有组织，凡有组织的都保持原状的趋向，都有私的成分，有私的都有归无的方向，则异化与对立之根源。所以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历史上的一些宗教家，都认为物质是罪恶之恶，要否定异化对立，就先要否定物质。此乃唯心主义，其学说提倡精神及灵魂为第一，而肉身及物质是罪根。他们主张否定物质，而提倡禁欲，禁食，静禅，及献身等。这都因唯心主义认为异化对立的来源食物质的，故主张否定物质。
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对异化对立的否定另有看法。费尔巴哈认为，异化对立多是来自有名无实的宗教道德。费尔巴哈认为，异化对立实来自有名无实的宗教道德。他和孟子一样，也提倡“仁者无敌”的政策。他说：“仁爱是唯物主义的，非物质的仁爱是怪物”。 仁爱不是抽象的精神，不是空洞的；而是有具体，有感性，有社会性质的表现和活动。他说：“罪恶的否定乃是否定抽象空洞的道德。”异化的对立多是来自有名无实的宗教道德；故鲍威尔主张消灭当时的基督教，认为宗教是异化的根源。但是马克思并不主张消灭宗教。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成功，会使宗教自然而然的自己消灭。分工劳动既然产生异化，但是当人们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以后，还产生他人所需要的东西，人类就会从劳动的异化被解放出来，以得到完全的自由。马克思还指出，人的自私和生产工具有很密切的关系，生产工具公有是否定异化对立的基本条件，凡是反对这些条件的对立都是异化。异化的对立必须受否定，异化之否定是人类生存历史必经之途径。
西方的逻辑只导致是非或对与错的对立。这种逻辑在科学上与工业上用途很广，可以增加产量，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这是很好的。但是在精神上及人性的问题上，单用这种逻辑是不够的。西方的宗教，哲学，社会及政治，凡有对立的都被认为是异化的对立，由此进行对抗。这导致了许多悲剧。中国阴阳相辅的中庸辩证法可以补充西方逻辑的不足。
为了生存，人类常有过分自私的活动而产生了人间各种异化的对立，并侵害他人得生存。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常有异化的对立。异化的对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常以战争来否定，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进入原子与核子兵器时代，大家忽然醒悟过来，知道以武力来否定异化对立是走上全球毁灭的途径。全球性的战争是没有胜利一边的，两边都会同归于尽。故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一篇说：“夫唯兵者不详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不赞成以武力来解决人间的异化，而主张以退守，不争夺为原则，故在六十八章里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第七十三章说：“不争而善胜”。否定并非靠武力，流血，而可用慈，善，德，这些配天之道。
在解决异化对立德矛盾时，老子在四十三章里又提出柔弱可以克服刚强。异化的对立时要解决德，但是以“无为”时一种以退为进的不流血方法。“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七十八章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就是现代所需要的和平途径，以不流血来解决矛盾。因为现代的唯心与唯物矛盾是不需要互相否定的，两边的观点都是同于配天之道，有时立可和平解决。
异化与相辅相成
凡是对立不一定构成异化。中国哲学上的阴阳对立是相辅的对立。阴阳的相辅的对立，是自然界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宇宙不可分离的要素。相辅的对立面（阴和阳）的相互作用达到了整个体系的稳定性。相辅的对立是中和，安全和统一，异化的对立则是残忍，动荡和对抗。
阴阳的平衡使事物有所发展，过分偏重阴或过分偏重阳，或否定阴或否定阳，都会造成异化。异化与相辅的对立，存在于大自然及人性里。相辅失调就变成异化。异化可以改良为相辅。分别异化与相辅，就是认识了真理。
异化和相辅都包含有对立。但是，对立的不一定使对抗的，相反的也可以相成。根据阴阳相互作用的对立面相辅的中庸辩证法，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英国汉学李约瑟曾说过，老子的哲学是世界将来的哲学。在今天核子时代核子强国的对抗是西方逻辑所产生的后果。对抗性的异化的对立不利于生命的生存，相辅的对立乃是生命生存之必要条件。老子指出：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由于阴阳的互相依存。《道德经》说：“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三十二章）。又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二章）。这种阴阳相辅的辩证法不只是神话般的东西，它是中国古代农民的智慧的结晶。在农业上，作物的生长发生在有雨水的季节，而作物的收获则需要干燥的季节，好收成依赖于燥湿这两个对立面的相互补充。
有些评论把老子的这种辩证法看作太消极，缺乏斗争性和革命性。应当指出：在这些评论家的头脑里，也许以为革命性和斗争性只适用于异化的对立，而不适用于相辅的对立。革命和斗争的目的乃是否定异化的对立，而不是否定相辅的对立。相辅的对立包括阴阳、唯物和唯心、精神与肉体、社会主义与宗教自由等等。在以社会革命来改造异化的对立的过程里，要主义不能混淆了相辅的对立，应当清楚地看到异化和相辅之间的十分精细的分别。
相辅的概念在公元前的中国许多著作里都有了。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由相反相成的对子组成的，这种相反相成形成了稳定的系统。从《易经》、老子、墨子、《中庸》、孙子、荀子、王允、司马迁、王安石、张载直到王夫之、戴震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立面相辅的辨正思想。这可以说是历代以来伟大中国哲学的传统思想。这种中国传统的中庸辩证法，在核时代的危机当中，可以在国际上作和平的工作，解决不需要的对抗，使对抗化成对立，对立属于相辅，使相辅达到中庸，实现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世界大同。
归属感与归宿
人的本性就有异化的存在，时间的推移使人的异化从自我意识发展到感觉中去。人性都有存在欲望的直觉，生命则使此生存欲望之活动。人的求生存活动是与归根返无的趋向对立的。人人必有一死是异化在意识上的存在，凡是生命都有存生存的活动，目的是延长生命，对抗归根返无的趋向。为了生存，人类常有自私的活动。各种过分自私的活动因而产生，也产生了人间的各种异化。但人类无论如何自私，如何侵害他人的生存利益，总没有办法解决在生命意识存在异化的苦闷。
自我意识的异化则自我异化。人生一开始就感觉到偶然性的生命与必然性之死亡。人生最终的惧怕乃是生命的结束。时间越过这种感觉越强。有了异化就证明人生有对立的生命与死亡。不管如何自私，如何损人利己，这一切的活动不过产生更多的异化与异化的对立。因为异化的根源是内在的。人类的自身就是异化。就因为这个自我的异化人类采一直寻找人生的意义。在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中，有些人寻求快乐，认为快乐就是人生的意义。有些人寻求金钱财富；有些人寻求成功与名望；有些人追求权势。但是当人得到以上所提供的一切以后，人的自我意识里还是有异化，有虚空。人类最终的要求是生命的永生。但是一般人并不追求舍己，放弃个人的自私。
为了生存，人类常有各种过分自私的活动，因而就产生了人间的各种异化。庄子在《山木》篇提出了社会人间的异化对立：“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专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这些社会人间异化的对立是违反“道德之乡”。孟子对梁惠王说：只讲利而无义也是异化的对立。劳民伤财是国家的异化，只有人道财没有异化对立。故孟子说：“仁者无敌”。只有仁爱才没有敌对。仁者爱护老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孟子强调“仁爱”。
近代因科学和工业的发达，异化的对立比古代更为严重。这种异化的对立后果，可能引导到全人类文明的自灭。有人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知识；但是知识的高峰可能变成人类的危机。知识的高峰发展到科技自灭武器到全球性的异化。近代的知识很少帮助人类了解大自然的道理，而多数破坏大自然与人类的中庸关系。
宗教的产生
宗教的产生发源于人类的内心世界，从有归无。生命归于死亡。在人类的内心里，就会自然而然产生一个身外的寻找，就举目望天，从天上寻找我们的希望。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说：天是我们第一曾祖父。在宗教上称天为天父，并说天是爱众人。中国的诗经有说，“天生烝民”。既然是天生天下的众儿女，这个天就是我们的生命来源。尽管我们人类是从无到有的，结果都尝到死亡的味道。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够归宿到有恒生命的天。因此中国一向以来都提倡天人合一。中国人家庭的传统是孝心。孝心就是爱。凡人都爱父母。因此我们的父母也爱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也爱他们以往的父母，到最终这个爱就达到我们的先祖。当董仲舒说：天是我们最原始的曾祖父。因此我们现在的儿女也都必须不断的爱我们现在的父母和过去的祖先们。中国传统的祭祖就是表达我们的爱心。爱过去所有的祖先。这也包括爱曾祖的天。这个也是爱上帝。爱是一个克服死亡的最大力量。因此人类在爱的里面就没有恐怖的异化意识形态。
因此，天上的上帝就不是死亡的祖宗们，乃是还活在天上的祖宗们。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易经的第十六卦豫卦有句话：象辞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德国的易经权威学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对这段话的解释是,这段话是描写祭祖的神学。古代的先王在寺庙里用美丽的音乐和宗教的仪式来敬拜上帝，以达他们内心的归宿。在这种的严肃的敬拜里，人类的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就和创造天地的上帝联系起来。在这个美丽的时辰里，上帝就邀请我们在天上的众祖宗们一同来参加享受地上而来的敬拜。先祖们是在天上的人类的代表。这种的敬拜就把过去的人类和永恒的神圣用宗教的感动完成了天人合一的一贯的联系。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教授说以上豫卦的这段话是中国文化最高峰的结晶品。因此孔子说“郊社之礼所以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帝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意思就是，祭天和祭祖的祭礼是一个国家的价值。是治国之本。也是人类归宿的完成。
天人合一
人类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时候，就没有死亡的恐怖感了。因为天就是生命。天就是爱。天就是天父。天人合一的境界可以称作天国。什么是天国呢？遵守天命的人，都是天国的国民。人生的意义是从天命而来的。那么天命是什么呢？这个是要靠每一个人去寻求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给个人的天命有大同也有小义。大同就是我们要爱天父，爱祖宗，爱父母，爱一家人，也要爱一国之人。因为国也是家。因此称为国家。所以，遵守天命也要爱一个国家的人民。因此中国人称一个国家的人民为一家人，一家人就是同胞。这是一般的天命，我们也可以总称天命是先要爱天父上帝也要爱同胞。当一个人爱天和爱人的时候，就达到天人合一的天国。达到人生的意义。达到永生的境界。人生虽有终点，但是天有生命，天有大爱，能够使人复死回生，称为复活。复活就是天人的归宿。
结束语
邓小平提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采取相辅相成的道理。这些道理包括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稳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倡；国家保持社会主义的路线，同时也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脱不了中国传统的中庸。只希望今后的发展是保持农本商末，不称霸。提倡天人合一，尊天命而安民心。诗经里面所说：周邦虽久，天命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