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神游 加拿大是白求恩大夫的故乡，它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中——加两国的关系一直很好，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国之间仍有往来。1976年7月，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邀请，加拿大俾诗省组成了一个以加中友协主席莫莉菲利普斯女士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里有24个人，只有我是一位美籍华人，其余的全部是加拿大人。7月25日，我们在温哥华乘加航CP公司的波音飞机启程，次日由东京改乘中国民航飞机飞向中国大陆，返回离别31年的祖国，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当飞机经由朝鲜半岛南面飞至中国境内的舟山群岛上空时，飞机上所有的人都在高呼：“中国！中国！”中国已经对西方关闭了多年。我们对新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把这次中国之行看得非常神秘。飞机途径上海，然后径直朝北飞去，当透过飞机的舷窗，看到地面上是一座闪烁着灯火的大城市。乘客们不禁骚动起来，喊：“北京，北京！”我用普通话向空中小姐打听“下面是天津吧！”她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飞机缓缓地着陆了。飞机的轮子触到地面，机身微微地抖动了一下。我已在北京的土地上了，情不自禁地扑倒水泥的跑道上，亲吻着久别的祖国的土地。一位穿绿军装的值勤人员走过来不解地望着我，看我不象是跌倒的样子，就走开了。过海关时，正巧是这位年轻人检查我的行李。他从我的箱子里翻出一个银白色小十字架，放在手里摆弄了半天，显然是出于好奇。看来，大陆的年轻人对外界了解得太少了。 这一夜，我兴奋得辗转不眠。凌晨四点钟左右，只听到雷声般的轰鸣，地象火车驶过那样震动，我似乎觉得是在做梦，但声音和震动是那样的真切。房子突然好像倾斜了，既而又恢复原状，这样反复地摆了数次。我心里很清楚，但身体一点也动不了，象梦魇一般。我猛的一下子醒悟过来，哎呀！是地震，一场可怕的大地震。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怎么偏偏在我回来的第一天久赶上了呢？ 我迅速地穿上衣服，跑出房间。走廊里没有开灯，透过晨曦的微弱光线，我看见整个走廊雾濛濛的。原来墙上的石灰震得脱落下来，粉尘弥漫在空气中，有点呛人。只听到人们用颤抖的声音低声地说着神秘。我摸着黑跌跌冲冲地下了楼。在饭店门前的空场上，早已站满了饭店里的住客。长安街上骑着自行车的人们川流不息，照常赶去上早班。 第一天，我们照常按原来的日程安排，参观故宫和逛友谊商店。晚饭时，在北京饭店的餐厅里用餐，又发生了一次很大的余震，只见餐厅里雕着美丽图案的大圆柱象是在扭动。这次大家反应很快，丢下餐具久往外跑。到了外面，透过玻璃窗看见饭店里的大吊灯在大幅度地摇摆。不多时，我又发现饭店的墙壁裂开了。这时候，饭店的服务员已不让客人们回房间去了。实在，谁也没有胆量再进楼。大家七嘴八舌地嘀咕说：“晚上没地方睡觉可怎么办呢？”两天前，我们代表团的一行人还无忧无虑地往住在大洋彼岸舒适的家里，今天却陷入了困境，栖息北京街头。几位女士竟害怕地哭了起来。我这时也很伤感，有着“人生如梦”的感觉，同时也为遭到地震不幸的同胞们感到难过。团长莫莉女士决定冲进楼去给加拿大使馆打个电话，请求到大使馆过夜。据说大使馆不是高楼，比较安全，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一行人搬到大使馆，我们感到安全多了。我跟大家一起在大使馆的露天游泳池里，让紧张一天的精神好好放松一下。这时，大家才有心关心这次大地震的震中是在什么地方。据街头上人们纷纷传说，震中是在天津。但大使馆的人却说：“据瑞典天文台报导，震中在唐山。”这天晚上，仍有多次余震。我们睡在大使馆办公室的地板上和沙发上，一点也不知道。 这次唐山的大地震波及华北大地区。我们不得不改变第二天去石家庄参观白求恩医院的计划，改乘安24飞机直飞大连。飞机离开地面飞入高空，机舱内的乘客突然惊慌失措地大喊：“烟，烟！”我一看，一股股白色的烟雾正从四面八方涌向舱内，而空中小姐却无动于衷地站着。大伙儿一个劲儿催我赶快用中国话问问空中小姐是怎么回事。空中小姐不耐烦地回答：“这不是烟，是冷气！”原来，他们用干冰制冷，这是干冰蒸发后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气体，真是一场虚惊。我们这些人在中国都成了惊弓之鸟。当天下午，我们平安地到达了大连。我们住在大连郊区的一个宾馆里，风景秀丽，只是附近池塘里的青蛙整夜呱呱地叫个不停，吵得我们睡不着。有的人以为有几只青蛙久在窗外楼下，半夜爬起来抓，搅得大家更不能入睡。 我们从大连乘火车去鞍山钢铁公司参观。在鞍山火车站下车时，看见月台上，车站出入口到处都是穿蓝制服和绿军装的人。我想也许是开往地震灾区救灾的队伍，要不就是欢迎什么大人物。当我们走出车站时，他们突然热烈地鼓起掌来，大概把我们当作什么贵宾了吧！我们又到沈阳参观药学院，正与校长和师生们谈得起劲，突然通知我们，机场有架飞机可以供我们乘坐，要我们马上出发。当时，由于唐山大地震，运输十分紧张，如果不马上走，什么时候再有飞机久难说了。我们决定赶上这趟班级。天不作美正下着大雨，我们的汽车开出老远了，看见师生们还在雨中频频地挥手向我们告别。当时，我心头一酸，眼泪掉了下来。祖国的亲人们，特别是年轻的学生们真是可爱。 我们又飞到济南。在那里，我们参观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在公社的办公室里，公社干部摆上了一大盘苹果招待我们。我见墙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大幅画像。我指着斯大林的画像问公社干部：“为什么你们还要挂斯大林的照片？”一个公社干部很机灵，向我解释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应当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的话替我解了围。我想他们认为我们是贵宾，十分客气地对待我们。 记得还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参观，他们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立刻跟着补充道：“不，他还是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场的人听了都连连点头。从这两件事上，我亲身体验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对毛泽东的崇拜，以及群众政治运动的场面。 我在中国期间，也学会了管年老的人称老某，管年轻人称小某。不过有一次，我想反过来称呼不知会怎样。在济南百货公司的电梯里，我故意管那位年纪很大的张先生称小张，管年纪很小的李先生称老李，闹得大家捧腹大笑。就在这个百货公司的墙上挂着一幅法国油画，画的是一个牧羊人站在小溪边与一位洗衣姑娘在谈话。陪我们参观的一位政府干部问我画上的那两个人在谈什么，我回答说：“大概他们在谈他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们听了笑得直不起腰来。原来，大陆的政府干部是懂得幽默的。 接着我们到了上海。繁华的南京路和黄浦江边的高楼大厦与西方的大都市有些相像。大家对上海有一种亲切感。我们来到南京路上的第一百货公司，其他的人都上楼买东西去了，我却到楼下找了个理发店进去理发。我记得小时候大人们在理发店理发，理发师还管按摩、捶背和修指甲之类的事。这次，我想领略一下。不料一进门，年轻的女理发师莫名其妙地冲着我笑。原来她是笑我秃顶，还理什么发。我向经理做了解释，理发员很乐意给我洗了头，然后认真地给我按摩了头部，真是舒服极了。在锦江饭店住了五天，我每天都到那家理发店去刮脸和按摩头部。最后，我的脸肿了起来，大概是刮脸刀太锋利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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