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香港 我们离开上海乘中国民航飞往日本东京。在我们下榻的日本宾馆，大家换掉在中国旅行时简朴的衣着，换上宾馆发的和服，一边吃着西餐，一边欣赏着晚间安排的节目——脱衣舞。这时，大家反而感到不习惯了。从中国到东京，仅仅两个多小时的航程，但生活上的差别、文化的差别以及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差别却实在太悬殊了。 在日本的宾馆里，每层楼都有一间大的热水浴池。旅客不分男女，统统在里面浸泡，但只要男人进去，女人必定站起来，将上半身裸露在外向你深深地鞠躬。公园的厕所也是男女公用的，只要男人一进去，女人也会自动向你行礼。电梯也不例外，还是男人优先。这里与西方“女士第一”的习惯正好相反。一次，我们代表团从电梯里出来时，两位加拿大女士按西方的习惯，率先走进去，不料一个日本人不客气地用手把她们又挡了进去。 从东京到名古屋，我们乘坐的是子弹式列车，机车无人驾驶，是由电脑控制的，时速达120英里。途中，列车突然停了下来。我们感到有点奇怪。这时，车门自动打开，上来一位我们在东京住的那家宾馆的服务员。他很又礼貌地把一架照相机交还给失者，然后鞠躬离去。原来服务员发现这架遗忘在房间的照相机，特地乘出租车超近道追上来的。 日本和美国一样，科技和工业水平非常发达，生活水准相当高，但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热情却大大超过美国。我们参观了不少寺庙，去那里烧香拜佛的人极多。看来物质生活水平越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越大。 我离开日本来到香港时，母亲从旧金山来香港等我已有数天。她的朋友经她介绍了解我在美国得到科学博士学位后，又在英国神学院毕业，并在维多利亚担任英国国教圣公会名誉牧师，还是英国皇家电子显微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一到香港，便有许多人请我吃饭，邀请我演讲。其中许多人是我母亲也不认识的。突然之间，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变成受人欢迎的红人，真不可理解。后来我才知道在香港这个地方，事事都讲关系走门路。他们是想利用我帮他们的子女进教会的学校。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在香港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过有一次，我母亲的朋友带着他的妹妹来见我。这女孩子刚从大陆到香港来的，不但不允许工作，一旦被警察发现还会被遣送回大陆。看到这位姑娘身体瘦弱一付可怜的样子，我顿生恻隐之心，毫不犹豫地给香港大主教挂电话，接电话的是主教秘书玛丽阿兰夫人。她告诉我主教去英国度假了，问我有什么事，她乐意帮忙。我把事情一说，她很爽快答应找他丈夫阿兰博士帮助。阿兰博士是香港国际红十字会难民事务所主任。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那么巧。我带着这位姑娘径直去见阿兰博士，起先难民事务所的秘书见我是个衣着随便的华人，竟不肯让我们进去。当他听说我是阿兰夫人介绍来的，才进去通报。阿兰博士听我做了自我介绍，当即打电话给警察局，要求他们发给这位姑娘居民身份证。这是我在香港做的一件好事。 香港是个贫富十分悬殊的地方，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险待遇都很差。有一次，我在九龙社会福利办事处门口看见一位妇女抱着婴儿坐在地上，身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她不幸的遭遇，前面放着一个小罐，求人施舍。我见此自然也往小罐里投些钱。第二天，我又路过这里，见她还在那里乞讨，我有些气愤了。我走进这个福利办事处，找到管事人，对他说：“在你们的门口，就有一个需要帮忙的可怜的妇女和她的孩子，你们为什么睁着眼不管呢？”管事人连连答应说：“我们负责解决就是了，谢谢你的提醒。”第三天，那个妇女果然不在那儿了。我心里想，他们总算做了一件实事。事后，我将此事讲给当地一位朋友听，他告诉我：“你上当了，他们并没有真的管这事，而是把那个妇女赶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才看到香港福利当局的伪善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