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加拿大中华学院 我在皮尔逊国际学院任教期间，总觉得这个学校缺少东方文化的内容，讲的尽是西方那一套，我向院长提出增加东方的文化色彩，他说现在的课程和活动已很多，不好再增加了。1983年夏天，我从维多利亚渡海倒对岸的美国，到西雅图去参观一个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展览会，展出的中国古代发明有300多项，展览会开了半年。西雅图所在华盛顿州组织全州中、小学生参观。最近一些年来，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越来越繁荣。北美的贸易与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关系极大，中国是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国家，因而受到特别重视。 回到维多利亚后，我想一个中国展览会无非是办六个月而已，如果办一个弘扬中国文化的学校就能长期进行交流。我向维多利亚的一些朋友提出创办学校的想法。他们都很赞赏。但没人来挑头干，于是，我亲自出马办学校，先成立个机构再号召大家来参加。我去找俾士省政府负责注册机构的官员询问开办学校的手续，认识了刚刚退休的注册部副部长约翰斯特里赫先生。他对我办校的事很热心，并愿意给予所能及的帮助。后来他成为中华学院的董事长。教育部负责人说中华学院是非官办的，无权授予学生学位，只能给毕业文凭。约翰斯特里赫亲自用打字机填写好立案申请表。加拿大中华学院于1984年4月27日正式成立。学院初建时，全部资产仅一张政府发给的立案证书，还有我和约翰斯特里赫两位董事，别的什么也没有。 我们先借用了唐人街的中加友谊办公室来教国语、书法和国画，同时做出一些介绍中国文化之类的工作。中加友协（又名华侨联谊会）的成员多是工人。在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这些人被认为左派危险分子，人们都不敢与他们接近。十几年前，我一到维多利亚就时常同他们交往，十分尊重他们。当地社会上许多人见我同他们关系很亲密，也都慢慢地与他们来往了。我在华侨联谊会办公室办了八年成人英语夜校。我请来国际学院的一些学生和当地的加拿大人到这里教英语。学生多是新来加拿大的华侨。通过学习，他们都能顺利地找到工作及通过加拿大政府的入籍英语考试，为此，我受到当地华侨的尊敬。联谊会的人称赞我大公无私，后来他们免费把房子借给学院用。直到现在，学院虽然有了校舍，但学院的国画班人在那里上课。 加拿大五大银行在维多利亚大学办了个金融训练班。每年的毕业典礼上都有人作专题演讲。1984年一位银行行长请我在毕业典礼的宴会上作演讲。我说我根本不懂金融和经济贸易，谈什么好呢？他说你只给毕业生讲几句鼓励的话就行了。我在讲话中提到如果没有世界和平，也就谈不到金融和外贸的正常化，而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这不仅因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中国也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做出尝试，同时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经济。两种经济制度可以同时存在，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必要冲突，世界也不需要战争。另外，我们要了解中国，不但要从经济上去了解，也要从文化上去了解。不久，俾诗省加拿大自由党会议在维多利亚举行，我又被邀请去作关于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报告。 金融界的人士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很赞同我的观点，建议我们中华学院办一个经济贸易班，让中国人来加拿大受训，同时了解加拿大的社会情形，以促进中加两国间的经济贸易交流。我提议五大银行同中华学院合办这个项目。经过多次的讨论，五大银行总部没有批准这个项目，使我感到很失望。这时，我想到中国人能够在苏联撤走专家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地建设起宏伟的长江大桥。我们中华学院也有志气靠自己的能力开办经贸班。 我请中国经贸大学沈月山教授与该校接洽，邀请该校六位学者加上从国内其他单位招来六名学生，组成一个经贸班，准备在1985年秋季开学。此时，读国语的国画课的学生已有几十人。第一批从国内来读经贸课程的学生也要从北京的加拿大使馆办理签证，但直到1985年夏天我们学校还没有这个地址，我暂时只好用我家的地址作为通信处。1985年5月，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和渥太华的加拿大外交部要求维多利亚移民局来我们学校调查。我那时还在皮尔逊国际学院任教，白天我不在家，楼下住着一家拉丁美洲来的难民，又不会讲英语。来的人只好去问隔壁邻居，中华学院是不是就在这幢楼里，邻居回答说不清楚。他们只知道楼上住着个陈博士。移民局只好留个条，约我去移民局谈话。到了移民局，他们说有一批中国人正申请来中华学院读书，你们是个什么学校，现在还没有校舍，将来如何接待他们？我说现在经费全靠自己，还借着别人的地方上课。校舍问题在学校到来之前会得到解决的。这时皮尔逊国际学院也认为我在该校任职，同时又在创办中华学院，是不妥当的。我理解他们的一丝，于是在1985年7月正式辞去了我在皮尔逊国际学院年薪近五万加元的教职。我的收入没有了，还要帮助维持这家难民的生活。两个月后，12位中国学生要来报到；他们的吃、住、学费、医疗保险费和零用钱等问题如何解决，我心里诗一点底也都没有。这段时期，我的母亲经常从旧金山打电话来，他们为我的经济状况担心，同时也怕我精神上受不了。一次，父亲打电话让我什么都暂时别干了，他在电话里哭了。不久，父亲重病住院，我赶到旧金山看他，心里很不安，让年迈的父亲为我操心了。正在祸不单行的时候，与我交往六年之久的女友也提出和我分手。我对她帮助难民和办教育不惜血本的作法不满。我忍痛割爱，不顾一切地干下去。 1985年6月加拿大官方的医学协会曾来过一封信，提出在加拿大教授中医课程是否合法的问题，为此，我曾去温哥华找到有关部门。主管人员要求了解中华学院，要我把中华学院的章程给他们看。他们了解到我们办校的宗旨诗促进中加两国的交流，也就不表示反对了。我告诉他们未来的医学将是中西医结合的，这时势在必行的，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 1985年7月，已经报名中医班的学生有20几位，这些加拿大学生一直追问我九月份开学后，何处上课，我回答不出。一名名叫格兰特华莱士的学生从温哥华来找我多次，逼得我没办法，最后下定决心买下市中心圣约翰教堂附近的两幢房子。每幢房子的标价都是10万加元以上，我怎么拿的出20万加元呢？但是，好事多磨，因为房主破产了，房子已被银行没收。要买房子须经过法庭，于是我向法庭提出申请，愿用97000元后买这两幢房子。没想到法官收到我的申请，了解我办校的目的，很快就批准了。我东拼西凑才弄到两万现金当定金，余下的由董事长约翰斯特里赫担保向通信公司贷款。1985年8月1日中华学院正式搬进这两幢房子。 这两幢房子待售期间有流氓和酒鬼在里面鬼混，搞得又脏又乱。中华学院的老师、学生和朋友们自己动手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出力最大的诗中医班的加拿大学生，他们当中有些人会干木工活和电工活。不久，从中国来的学者们也到了，他们原以为学校有高楼大厦、花园和喷水池，想不到第一天晚上住的是两幢黑洞洞的房子，大失所望。加拿大学生的想法则不同，他们认为只要能学到真本领，学校环境简陋也没关系。他们还为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建校而感到骄傲。他们抓紧时间整修这两幢房子。午间，中国学生休息，他们却不停地干活。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在这两幢房子修建了明亮、舒适的教室和阅览室，还有电视机室、门诊部和中药方。此外，我们又在离维多利亚市18英里的小市镇悉尼买了一处室内运动场和室外草坪。新校舍还购置了电脑、电传机、电影机、录像机、中英文计算机和激光印刷机等设备。为了添置这些设备，我卖掉了自己另外的两栋房子，后来又卖掉另外三栋。 1985年圣诞节前后，父亲因心脏病恶化三次住院。1986年1月，他临终前，我一直在病床前陪着他。他拉着我的手讲了很多话。他嘱咐我将他的最后一本关于神学方面的稿子整理出版。他很后悔过去对我不大理解，现在他认为我获得生化博士学位后，又改学神学是对的；弃职办教育和帮助难民也是对的。1986年1月13日父亲与世长辞了，葬在旧金山南郊的墓地里。出殡那天，天一直下着雨。当灵柩运到墓地时，太阳突然出来了。送殡的人们纷纷议论：上帝对他忠诚的仆人是慈悲的。我走到墓前，最后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父亲临终前对我的理解，我决心不辜负他的期望，办好中华学院。 中华学院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困难重重。最棘手的是，来这里读书的中国学生不但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而且思想品质也不一样。有些学生给我和学校带来了很多麻烦。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按照移民法规定，受过较高等教育或有特殊技能的人才能获准移民。一些中国学生并不符合这一条件，他们为了达到长期居留的墓地，竟不择手段，甚至胡作非为。比方有的女生想法设法要嫁给当地人，不惜欺骗和敲诈。个别学生竟肆意诽谤中华学院。中华学院开始是为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即免收学费、管吃、管住和购买医疗保险，甚至每月还发给他们零用钱。在加拿大和美国一般只有攻读研究生才可能提供奖学金，上大学差不多都是自费的。中华学院的条件是相当好的。但一些中国学生仍然不满足，扬言要到教育部和法院控告我虐待他们，让法院将我的财产分给大家，真有点文化大革命的味道。实在，他们也清楚我一点也得不到政府的资助，全部开支是我用变卖家产房屋来对付的。我对这些学生的行为感到很痛惜。据说，其中一些人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干将，看来这些“害群之马”对中国的影响确实是很大的。从这一点，我很同情中国的领导人，这么大的国家确实不容易管理。要根本改变中国的面貌，一定要从教育抓起。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后，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这时卓有远见的。文化大革命以反封建迷信为由，一概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孟之道，排斥宗教，给中国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做为海外的爱国华人，我感到痛心和惋惜。从1988年秋季开始，我接受了一些朋友的建议，经校董事会研究决定，来校就读的中国学生全部自费。我们也学习大陆打破吃大锅饭的经验。尽管如此，我校的收费在全加拿大是最低的，而且对于家境困难和残疾人仍然可以考虑免收学费。 1988年夏季，我邀请一位中国残疾人协会的残疾人来我校访问。当了解到中国的残疾人读大学还得到与正常人同等的机会时，我主动提出为中国残疾人提供中华学院特殊奖学金的几个名额，也考虑好如何安排正常人学生照料、帮助残疾学生的日常生活。可惜，由于各种原因，我的愿望至今还没实现。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华学院已经名扬世界。大陆的光明日报、参考消息和香港的一些报刊先后报道了我校的消息。许多从中华学院毕业或交流回国的学者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每当我收到他们的来信看到登载的报导时，我心里感到无限的欣慰。我的工作没有白做，祖国人民理解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