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世家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得到在中国自由传教和建教堂的特权。基督教新教从马礼逊来华起，100多年来传入中国的教派共有100多个。同以宗教内有英、美、德、法各国不同教派之分，各国相争在中国建立基地。如圣公会主要实力范围在上海和厦门一带；浸礼会在宁波；归正会在厦门......。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如利马窦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除传教外，还从事翻译活动，把西方当时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介绍给中国，又将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这些人在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促进东西方人民友好往来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
我的祖父士福建南部漳平县永福乡的一个穷秀才。年轻时，他信了基督教，活来跟着传教士在福建各地传教。但是信教并没有帮助他摆脱贫困，死后只给我祖母留下一亩薄田。祖母抱着一儿一女无依无靠，贫病交迫。父亲从小营养不良，瘦弱多病，十多岁了，还时常尿床。但他天性聪慧，吃苦耐劳。私塾里的老先生非常喜欢他，劝祖母卖掉仅有的一亩薄田，在邻里朋友的资助下，送他到厦门鼓浪屿的一所教会学校寻源中学读书。在那里父亲认识了也在该地读书的母亲。
父亲与母亲相爱有一段故事。一天，女校的教学楼突然失火，父亲同班上的同学一起去救火。在救火的奋战中，母亲也拎着水桶也在救火，与父亲相识了。
母亲出生在福建南部穷乡僻壤的平和县小溪乡。算命先生说她命与家人相克。得送给他人才养得活。外祖父听了算命先生得胡话，将母亲送给在鼓浪屿家会学校工作的美国女传教士收养。这女传教士对母亲很好，还专门给她雇了个奶妈。奶妈同时喂她自己的孩子吃奶，奶水不够，但母亲终于长大了，还在女传教士工作得教会学校读了书。
母亲长得很漂亮，许多有钱人得公子少爷追求她。母亲却爱上了已经到神学院读书的父亲，经常去教堂听父亲实习讲道。美国传教士养母也很喜欢我父亲，促成了父亲和母亲的婚姻。
父亲从神学院毕业，分配在一个外国人办的小教堂里当牧师。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各教派在中国的教会，都或多或少地为西方列强地殖民侵略服务，引起华人教徒地不满。我父亲是个有民族气节地基督徒，他在其他华人传教士的支持下，毅然脱离外国教会，创建了中国人的教会。外国教会对此非常生气，责骂他背叛教会，甚至要他归还还在神学院领取的奖学金。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分期归还。父亲在自己创办地教会里任牧师，教会仅十几名教友，几乎没有收入来维持生活。我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降生地。那是1930年1月6日。母亲吃不饱饭，没有什么奶水，我是靠喝米汤喂大地。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起来。
抗战期间，我家经济极端困难，唯一地出路是到南洋去。父亲一个人先去。临行时，母亲因怀孕必须留在家里照看我和弟妹，我一个人同父亲的几位朋友去送行。一艘荷兰的客货轮停泊在厦门、鼓浪屿两岛之间的水面上，我们雇了一只小艇从鼓浪屿开出，向大船驶去。我独自一个人坐在艇前，想到父亲这次出去要很久才能再见面，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但又不敢给爸爸看见。靠近我坐的一个大人看见我再哭，就安慰我说：“你爸会很快回来的。”那是我大约还不到10岁。
父亲到南洋去的头几年常常寄钱回家，妈妈除了买些吃的东西，还把剩下来的钱买了各种各样的纺织品及布料，收藏起来，装满了好多皮箱。父亲走后，母亲生了第七个孩子，是男的。父母亲重男轻女，喜欢极了，就雇一位奶妈来养他。不到一年，小婴孩生病医不好死了，埋再鼓浪屿笔架山上。后来才明白，是因为奶妈患了恶性的花柳毒。这是50年左右以前的事，但是知道今天，每当母亲想起去世的婴孩弟弟时，仍然时泪流满面。
在福建，日本人先占领厦门。鼓浪屿是租界。母亲决定搬家，就搬到鼓浪屿笔架山下第十号。在那里我们一直住到全家出国。我家所在的楼共有三层，另外两层的家庭，家长禁止他们的小孩子与我家的小孩子玩。他们说我们是坏孩子，特别说我坏，没有教养，与我们玩会变坏。我小时候因父母穷，吃得不好，身体营养布足，常常生病。住家环境不好也是一个很大原因。我们那时住在鼓浪屿大水沟上的一个小屋子里，空气非常不好，不但是我，全家人都常常生病。有一次我的病一直不好，不但是我，全家人都常常生病。有一次我的病一直不好，怎么治都无效，结果病症恶化，被送到鼓浪屿唯一的救世医院。我病重得吐了很多血，发了危险性得高烧，母亲一直哭，一位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小时候可能因为头脑 缺少蛋白质，缺少自悟性，缺少了解成人的心理，故常被认为不听话。在鼓浪屿英华小学校读书时常被老师用竹条打，一直到现在我回想当初得情况，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挨打。
在小学时，我每一学期的品行，在众多学科里总是最低的，并常常受到警告。有一次我的品性成绩不及格，有被学校开除得危险，于是母亲赶快把我带到校长办公室，在校长面前，母亲一边哭一边打我，使校长知道她平时是常常这样教训我的。后来经过求情，学校才让我读下去。
但我读书的成绩还是很坏，连补考都不及格。上课时，我精神无法集中，特别是上数学课时，我无法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听老师的讲解，不到五分钟我的注意力就分散了，脑子里尽想别的东西，或感到疲惫，想去睡觉。我多次打瞌睡被老师骂醒。我又要留级了，母亲又带着我去校长面前，打了我一顿，还找到校长的夫人，送了一匹布料，请她向校长说情，这以后我才被允许升级了。
一个新的学期开始了，我下定了决心，要好好读书，以报答母亲的辛苦及爱心。有一天早上我拿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走向英华高小部的校门，忽然看到校门两旁有两个日本兵站岗，凡要进去的人都要向这两个士兵敬礼。我不敢进校门，在外边等着。一会儿有个日本军官命令英国校长李乐白先生把英国旗降下来，李校长拿着英国旗跟日本军官走了，经过校门时还有些学生用英语向李校长说早安。
我们后来知道了，前一天星期日，日本空袭珍珠港胜利，炸沉了许多美国舰队。日本已经向英、美等国家宣战，占领厦门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开入鼓浪屿，接收了这万国租界里所有由英、美教会开办的医院及学校。英华中学也被改组为厦门市第二中学，大家需要学习日文了。
那一年，日本人常常在厦门鼓浪屿举行庆祝胜利的游行，一会儿是庆祝珍珠港胜利，又一会儿庆祝香港被占领，而后是新加坡，日本人好像一直打胜战。鼓浪屿渡轮码头附近有一个舞厅，是专门做洋人和洋水手生意的。这舞厅的乐团全是白俄。我记得小时候经过此地常从门缝偷看里面的舞蹈。现在日本皇军每次庆祝胜利，就用这白俄乐队来吹奏日本军阀进行曲。
有一次日本皇军队伍在鼓浪屿游行。那是我们还住在大水沟旁边。我家在二楼。我从窗口伸出头看地底下的热闹，忽然整个队伍停顿在我家楼下，军乐也停止了，有个日本军官用指挥刀指着我们窗口大喊大叫，我一时慌了，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不久有个台湾副官出来用闽南话向我说，我家窗口有长竹竿挂着许多衣裤及尿布，日本皇军不肯从这些东西的底下通过。我只得把这些东西收起来。
刚开始时，厦门鼓浪屿的老百姓还有饭吃，后来因日本战事逐渐失利，粮米开始配给，再后来连配给都停止了。我们与父亲的音信也断绝了，全家就开始过穷苦的生活。我妈妈单独一个女人，那几年养活了六个儿女。我是老大，本来应该同情母亲，帮母亲的忙，但是我可能是因为饥饿又失去理智。
明知家里穷，没有充足的粮食，我还曾半夜醒来，偷跑到厨房去烧饭吃。有时想到小妹可能也饿着肚子，就把她带到厨房来一同偷吃。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在太得罪母亲其他弟妹，我是在偷吃他们的粮食，使他们更吃不饱。所以，我直到现在还是深深感到，中国最重要的事是吃饭。有一次我们替弟弟庆祝生日，烧了一大锅稀饭，一大碗酱油，正准备开饭。忽然听到空袭警报，美国空军来轰炸了。飞机在我们房子后面的笔架山下投了一枚拒说是500磅的炸弹，把我家饭厅的后墙穿了一个大洞，整桌的“生日筵席”盖上一层灰土。
第二中学有一位姓陈的音乐老师，我们都很喜欢他，他会作曲，但他是台湾籍，须当日本兵。有一天晚上他偷偷游水，想逃到大陆去，被日本兵发现。第二天他中弹的尸体漂到鼓浪屿的沙滩上来。
为了生活，可怜的母亲拖着我们兄妹六人靠种菜养猪或到厦门禾山去割草度日。实在过不下去，有时也求亲戚朋友接济。一次，母亲带我去找父亲的一位在银行做事的朋友借钱。他竟然对我母亲说，他得先做祷告，问问上帝该不该借钱给我们。那时，我已经很懂事了，拉着母亲就走。我听得出来，他是推托。我记得很清楚，我小时候，正是抗战时候，几乎吃不到肉。见到小朋友们吃肉我馋的不行，哭闹着要母亲买肉吃。母亲伤心地留着泪对我说：“孩子！家里连米都买不起，哪有钱买肉。”一次，我到一个台湾籍得朋友宿舍去玩，见他家桌放着一坛烧好的红烧肉。我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自己，乘人不在，伸手抓了一大块塞进嘴里，真香啊！到今天我想起来，好象还能闻到那红烧肉得香气。吃完之后，我又拿了一大块，用手绢小心地包好拿回家给母亲吃。母亲也饿，一边吃一边问我是从哪里得来得肉。此后，直到现在，我一吃红烧肉便想到此事。小小的心灵受到多么大的刺激。又有一次，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偷地到医院里去卖了一次血。用得来的钱买了一碗面吃，剩下得钱买了点心带给母亲。母亲得知是卖血换来得，拿起扫把就要打我，弹扫把还没有落下，她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母亲在父亲离家后就是这样养活一家大小。我是长子，她对我抱有很大希望，借钱来供我读书，从未让我中断过一天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