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南洋
我们离开厦门坐船先到香港。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到处有英国军人、英国警察、英国招牌的店铺、英国教堂，英国学校......。高楼大厦，繁华的街道使我们目不暇接。我们好不容易买到一艘挪威地客货轮船的票。船先开到广东的汕头港去接客。那时，下南洋的穷人很多。穷人买不起客舱的票，像猪牛一样装在统舱里。还有许多人连统舱票都买不起，乘小船等在公海上。轮船一开来，他们用带钩的绳索抛上船，拼命地攀着绳子爬上船来。我亲眼看见外国水手用斧子将绳索砍断，正在爬的人一连串地跌进海里，被海浪冲走，葬身鱼腹。我小小的年纪就在想，为什么外国人敢这样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为什么外国人敢这样肆无忌惮地惨杀中国同胞？我问我的父亲，他说因为中国穷，有一天中国强大了，外国人就不敢欺负中国人了。
船在海上走了七天七夜，终于到了泰国的首都曼谷。一路上，统舱里有不少人病倒，死了就被扔进大海里。到了泰国，海关不许船靠岸，要做卫生检疫。我们又在船上苦熬了一周。
当时，泰国华侨与政府关系不好。许多华侨学校被迫停办了。1946年，我父亲只好送我到马来西亚槟城地钟灵中学读书。这所学校使华侨办的，在南洋颇有名气。除国文以外，其它全部用英文上课。英文课甚至教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我刚从国内来，英文程度太差，考不及格只好留了一级。
父亲为了开办罐头厂，卖掉了炼乳厂和橡胶园，还借了一大笔钱。虽然从香港请来工程师，但因泰国气候条件和香港不一样，加上消毒和密封技术不过关，产品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题。客户买走罐头不久，便因罐头“胖听”要求退货。一天，我接到父亲从泰国发来的一封电报：“罐头厂失败,生意破产，速退学回家。”回家一看，家里已卖掉漂亮的小洋楼，搬到贫民区去了。我又过起了被人瞧不起的贫困生活，邻居讥笑我们是螃蟹－没血了。
父亲要我去泰国南部一个小镇上的华人小学教书谋生，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上社会。我出身资本家的家庭，又信仰基督教，思想理应保守。在这个学校里，校董是我父亲的朋友，他把我视为他一派的人。当时，学校教职员分成两派：亲国民党的是右派，亲共产党的是左派。左派的教员介绍我看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书，又给我看了一些介绍国内解放战争的书。从中我了解到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知识。从此，我也开始关心中国的命运了。但是我仍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只不过希望中国能够有一光明的前途。我并不认为信奉上帝与社会主义有什么矛盾。但是左派是无神论者，他们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而校董为首的右派，又认为我读左派的书，无疑已经“赤化”。一次，我无意用了“奴才”这个词，他们竟然要动手打我。我再也呆不下去，终于辞职不干了。那时，我才16岁，过早地成熟了。
父亲也意识到让我过早地工作是错误地的，给我办了到马来西亚去旅行的签证，想让我到槟城换成学生签证继续读书。不料，这时，马来西亚共产党已开始用武力来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马来西亚共产党中许多是华人。我一到马来西亚英国移民当局要求换学生签证，当即被英国官员骂了出来，我感到十分羞耻，从此对英国殖民主义产生极大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