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拾零
路易斯维尔城地基督教女青年会，每星期六都要举办一次国际联谊舞会，来参加的多是各国学生和侨民。在那里，我交了一个从中美洲来的女友，他的父亲是西班牙血统的职业军人。按照西班牙人的习惯，未婚女子与男朋友的约会必须有女孩的母亲陪同。我每次到她家邀她出门，女友的母亲就把她的弟弟妹妹交给她父亲看管，自己像个保镖似的远远跟着我们。一次，我正挽着这位女友在街上散步。一帮慓悍的美国大兵朝我们挤眉弄眼，还下流地吹口哨做出不雅地动作。这些美国兵周末离开兵营进城来消遣，常常寻衅闹事。当时，我吓得够呛，生怕女友受到大兵的污辱。女友的母亲赶上来，两手插腰，勇敢的大声训斥这帮人。他们见势不妙，灰溜溜地走开了。我对女友的母亲佩服的五体投地。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我按时到她家，不料他们全家已经搬回中东去服务。我很扫兴地回去了。此后我们便断了联系。
我上大学时，最喜欢消遣的是看电影。美国的电影院五花八门。有坐在汽车里看的露天汽车影院;有24小时连轴转地通宵电影院；甚至还有黑人专用地电影院。一个时期，我简直成了电影迷，不看心里就难受。一次，我只带了差不多够买一张电影票和来回公共汽车票的钱进城去看电影。到电影院一看，票价涨了十个美分，看了电影就得步行回去了。当天放的影片还特别吸引人。我硬着头皮，去附近一家常去的中国餐馆向老板娘借。老板娘见我进去笑脸相迎，听到我提出要借一毛钱，当即拉下了脸孔，对我说：“下不为例！”啪地一声将一枚硬币扔在柜台上，我拿起来头也不敢回就跑了出去，这确实是件丢人的事。虽然我下一次进城时如数地还了她，但是那一场电影无法 好好享受了。
我的家里虽算有点钱供我在美国读大学，但是我用起来还是紧巴巴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很高，美国同学花起钱来如流水，见我不肯用钱，常笑话我寒酸。一次，有一个推销员到宿舍里推销时髦商品。这家伙花言巧语，连拉带拽，弄得大家只好掏钱购买。他用同样的伎俩对付我，我也有办法对付他，无论他讲什么话，我都回答“稍等片刻......”，继续干我的事情。他觉得很奇怪，怀疑我不懂英语，使劲用手比划，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他搞得莫名其妙，讪讪地走了。
在美国，要想向上爬，步入上层社会，得擅长演讲。美国人很看重会讲话、有幽默感、能言善辩的人。学校常请人来给学生们演讲。记得在1958年9月，肯尼迪来我校演讲。他当时还未当选美国总统，只是国会议员。当时，他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假如我们知道再过一天世界将要毁灭，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呢？我认为今天我们要种一棵树。”后来，罗斯特妇人爱丽诺来演讲，她说：“我们现在提倡世界上不分种族应当一律平等。我们之所以这样讲，并不是出于宗教或其他什么原因，而时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好的演讲是有感染力的。演讲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我很注意一些名人的演讲技巧。后来，我当了牧师，再教堂里讲道，教友夸我风趣、幽默，实在我是下了苦功夫的。在上大学时我已主义锻炼讲话的才能。有人说幽默实际上反应了一个人学识、思维能力和自信，这是很有道理的。
美国的电视节目中有一个永恒不衰的内容，那就是幽默。经过一天的劳累，坐在电视机前轻松地乐一乐确实有益健康。在日常生活里，处处可见美国人的幽默。一次我有事从西雅图乘火车去加利福尼亚南部。车上的列车员在洗脸间拾到一枚女人戴的钻石戒指。我们听到车厢里的广播喇叭在喊：“哪位女士丢失乐一枚戒指，请赶快到餐车里来认领。来晚乐，我们就要拿它奖给失者了。”到达终点站前，广播里又这样说：“各位乘客，请带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车了！小朋友们，下车时别忘带上你们的父母!”
初到美国，饮食习惯大变，一时很难适应。大城市的唐人街中餐馆林立，各种中国土产。小吃应有尽有。在一些小城镇也总找得到一两家比较简陋实惠的馄饨店。但是，一个穷学生，也至多星期天进城去打个“牙祭”解解馋。平日只好入乡随俗，啃面包，喝牛奶。我常陪美国同学到中餐馆去吃饭。中国菜在色香味方面是西餐无法相比的。西方人一吃总赞不绝口。但是要他们一天三顿都吃中餐，他们也同样受不了。一个美国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主人天天宴请他们，有的人竟得了“味精中毒症”，症状是头昏，夜里梦魔。美国是个高效率、快节奏的社会。三明治、麦当劳汉堡包，肯德鸡烤鸡、批萨（意大利馅饼）和热狗（小泥肠）成为人们最喜爱的方便食品。在校园里，超级公路上到处有出售方便食品，即快餐的店铺。象麦当劳汉堡包，肯德鸡烤鸡已在美国形成服务网，编辑全国各地城市乡村的分店，都采用同样的醒目招牌和统一样式的店面。在进修药剂学学士时，我们常到各地的制药厂去参观和实习。制药厂安排我们住饭店，由饭店包我们的伙食。不几天，同学们便抱怨吃不饱。天天山珍海味吃腻了，想吃汉堡包。有一次，一位美国同学拉我外出去吃汉堡包。我有事没能陪他去。半小时后，他挺着肚皮满意的回来了，说他一口气吃了十几个汉堡包。第二天，我正在制药厂参观，听到厂里广播呼叫救护车，原来这位同学吃坏了肚子，厂里送他去医院急救。我很理解他，就像抽烟的人犯烟瘾，也有汉堡包瘾，可口可乐瘾。在美国住长了，可口可乐是很平常的饮料，哪天不喝它一两瓶。30年后我第一次回中国，生活上没有什么不习惯，只是在小地方喝不上可口可乐，心中总有一种失落感，最后在上海的高级饭店里见到纯正的美国可口可乐，喝了个痛快。
修生化学博士时，我随我的导师到大西洋城去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我俩在饭店里要了一间双人住的大房间。他只住了三天就动身前往罗马度假去了。服务员认为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太浪费了，自做主张将我行李搬到一个单人房间。晚上我回来得很晚，夜班服务员仍交给我原来房间的钥匙。一进房间便闻到一股高级香水的气味，打开电灯，看见床上睡着两位女子。她们见我进来，吓得坐了起来。当时，我难堪极了，连连向他们道歉，认为是自己走错了房间。最后找到服务员双方才解除误会。她俩自我介绍，都是夜总会的脱衣舞女，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参加讨论会的科学家们听我说的这一奇闻，都拉我请他们去夜总会看她们跳舞。她们在台上表演时，见我坐在前排，欣然宣布这场节目是献给我的，把一束鲜花从台上投给我，同我一起去的科学家们羡慕的不得了。
我的眼睛是深度近视。60年代，美国流行隐形眼镜。在大学眼科陪一付这样的眼镜要100美元，我也去赶了赶这种时髦。除了到晚上睡觉前要取下来用消毒药水冲洗外，别的也没有什么不适。一次，我坐“灰狗”长途汽车公司的旅游车外出旅行。天黑后，我们还没有到达过夜的地方。我困得靠在座位上睡着了。半夜里醒来，眨了眨眼睛，隐形镜片从眼眶里掉了下来。车里很暗，我摸来摸去也没找到。邻座的是一位女士，尽管我动作很轻还是将她惊醒了。她怀疑我在干什么坏事，我怎么解释她也不相信。最后，我终于从地上摸到那片东西，当着她的面擦干净放进眼里，才解开误会。经过这次教训，我再也不赶这种时髦了。
1959年夏天，我利用暑假到首都华盛顿国立图书馆查阅资料。此时，正值前总理赫鲁晓夫访美。那天，他的专机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烈军用机场降落。许多好奇的美国人都上街来看热闹。联邦调查局的宣传车挂着“不得欢呼！”的大标语在街上来回走。为了防范有人开枪或投炸弹，当局命令沿街的楼房都关上窗户，到处布满了保安警察。迎宾的车队到来时，正赶上中午烈日当空，人们大多聚集在路旁的树荫下。我为了看的更清楚，等在毫无遮掩的街角处。开道的摩托车队驶过后，不一会儿，埃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夫总理及其夫人们乘坐的大型敞蓬轿车开了过来，车在街角处拐弯，开得很慢。我清楚地看见赫鲁晓夫手里挥着礼帽，朝我们喊了句什么。我四周没有其他的人，显然他是对着我喊的。我记得“不得欢呼！”的警告，不敢有所表示。就在我考虑要不要答礼的一瞬间，他又对我喊了一次。显然这一切埃森豪威尔总统全都看在眼里，不知他的感想如何。当时，苏美还处在冷战气氛中，赫鲁晓夫一定能对美国人的冷漠态度给予谅解。此后许多年，我一直为没有向赫鲁晓夫还礼感到莫大的遗憾。
美国政府在60年代前，对华人移民美国是采取歧视政策的。位于美国纽约上纽约湾内的埃利斯岛，曾是中国移民的地狱。凡要入境的人都要在该岛上接受检查，许多人受到移民当局无理阻挠，长期在犹如集中营的埃利斯岛上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精神失常甚至死亡的很多。现在这个岛已开辟为纪念馆。申请移民的华人，由劳力为主转为知识阶层为主，许多华人在科学技术界做出卓越的贡献，这是美国对华人移民政策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到了60年代初，美国政府鼓励华人移居美国。我也向移民局提出申请。为了办理移民手续，移民局要求办理出生公证。我请了生化系的两位教授为我到法庭作证。法官在台上要我拒说宣誓。宣誓完毕，法官亲切地俯身向我问道：“年轻人，你爱美国吗？”我回答说：“当然！”就着样简单地得到法院地出生公证书。并得到移民身份。几年后，我又到移民局接受问话。移民局的官员问我参加过什么社会团体和组织。我又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遍：国际学生联谊会。学术团体......不等我说完，他不耐烦地对我大声喊道：“笨蛋！我是问你有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我这才恍然大悟。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麦卡伦－伍德法案》。主要内容是针对共产党人，是一个摧残人民民主权利的法案。现在它的影响仍然存在。不久我便得到移民局通知，成为正式美国公民。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国内大量招兵，每个公民都应尽服兵役的义务。我也只好到美国陆军征兵处检查身体。我问征兵处的官员：“难道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也要上前线大仗吗？”得到的答案是先去军官学校接受训练，等待分配。我想这兵是当定了，便报名参加海军。检查身体后，我终日惶惶不安。不料征兵处来通知说，身体健康，但年龄太大不必服兵役。我这才松了口气。要不我也会卷进越南战争，做出对不起越南人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