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
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从此世界陷入了核讹诈的恐怖之中。美国的一大批科学家，特别事核物理学家在良心上受到谴责，毅然走上和平反战的道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大批美国青年成为战争的炮灰。在美国，几乎每一家都有人在战场上牺牲，美国人民深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痛苦。美国的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警察进入校园用催泪瓦斯镇压闹事的学生；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非暴力主义者马丁路德金牧师，被种族主义分子枪杀，城市和大学中都出现衣衫褴褛、长发披肩的“嬉皮士”和吸毒者。美国人民开始怀疑美国的社会、道德、宗教、经济和科学。西方人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了动摇。
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许多爱国热血的青年出国留学的目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去报效祖国，我就是抱着这种读书救国的思想到美国的，之所以选择自然是出于兴趣和父亲振兴家业的愿望。在美国苦读多年，得到几个学士学位和生化学博士学位，成为细胞科学领域方面的研究员。在科学技术至上的美国，我的前途是无量的。但这时候，我的兴趣突然从自然科学转向人文科学。这种转变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是精神上的一种升华。
在大学读书时，我看不惯美国同学的傲慢态度。美国人总是认为自己什么都是“天下第一”，无论是科学、技术和经济。他们有句口头禅：“God is always on our side.”(上帝总站在我们的一边)。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朝鲜和越南战争的失败以及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使美国受到了重重的打击。他们开始清醒起来了。在这种形式下，我自己也逐渐改变过去的崇洋思想，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的文化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我就从头学起。学习中我了解到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的认识太浮浅了，我有责任将中国的文化介绍到西方来。一些想了解中国的民间团体和教会组织，常请我去演讲，许多人听过演讲，改变了对中国的物质和偏见。我为我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而感到骄傲，我决心在我的有生之年要为弘扬中国文化而做出贡献。
在攻读生化学博士时，我默默地爱上了生化系的一位女助教。它时一个美国清教徒。我曾梦想毕业后随她去非洲教会，献身于人道主义事业。这位博学多闻、活泼、开朗、温柔善良的美丽姑娘，不幸在一次车祸中当场死亡。她的死亡对我刺激很大。我第一次感到人生的灰暗。文凭、地位、金钱......，一切都是虚的。人一死什么都完了。我开始考虑或者到底为着什么？人生应该追求的是什么？人生必定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应当寻求人生的真谛。
为了需求答案，我自然而然地去研究圣经，去寻求耶稣基督。这是我研究神学地开始。我从小就跟随父母信奉了基督教，但对教义本身没有多大的兴趣，一向不到教堂去做礼拜。为了深入研究圣经的新约和旧约，我向一位退休教授学习希腊文。此后，我对宗教神学的兴趣日增。
毕业前，偶然去参加一次圣公会地圣餐仪式，我被庄严隆重地一时吸引了。人们不分肤色，不分阶层聚集在一起，唱着圣歌，听着牧师讲道，在管风琴的优美乐声中排着长队领取象征耶稣基督肉体的圣餐，喝一口银圣杯里象征基督血液的红葡萄酒。我似乎觉得耶稣基督真的与我同在了。我的肉体是耶稣基督的，我身上流着他的血液。这是何等的愉快、幸福。听着教堂弥散钟声，圣童手摇铃声，我仿佛跟着耶稣基督升入天堂。礼拜后牧师问我是否安利甘教徒（圣公会），我一时不懂，答我是中国人。
从此以后，到教堂去做礼拜诚了我唯一的精神享受。说实在的，我天生秃顶，留不来长发，做嬉皮士是不行了：我学药学和生物化学，了解吸毒无疑是一种慢性自杀；研究神学是一条理想的出路。毕业后我到威斯康星州大学工作。
我正式接受按手礼，作为圣公会的教徒。圣公会－安立甘教会即基督教新教的一大教派，是英国的国教，他的最高组织是英国国王。我加入圣公会是我后来来到英国去学神学的契机。
当时，威斯康星州大学是全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的所在地。联合会三年举行一次大会。一次，在伊利诺州大学举行大会，各界知名人士、神学家、各大学教授和学生共一万多人参加。最有趣的是，几十位神学家坐在台上，接受学生和教授的提问。有个问题难倒了台上的神学家。这个问题是“圣经上说，无论什么人只要有信心，灵魂就可以得到拯救，也就是升入天堂。但是圣经上又有地方说，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已经语言某些人可以得到拯救，有些人不能得到拯救。就是说人的自由意志与上帝的预言发生冲突，如何解释这伊矛盾呢？”一位科学家用短短的几句话把这个做了透彻的解释。他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真理本身就是对立统一，我们应当用信心来接受这个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事实。他的回答博得全场的鼓掌和欢呼。原来，他是英国圣公会女王的荣誉牧师。
这次会议使我最后下了放弃自然科学，改学神学的决心。为学神学，我不仅放弃了两年后成为副教授的机会，并忍痛离开已经与我感情很深的挪威裔的美丽姑娘。我卖掉汽车，踏上了去英国学神学的道路。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