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与难民
1979年，越南战争后，中越关系恶化，许多旅居越南的华人被迫逃离越南。据说当时逃到中国广西、云南一带的有二三十万人；乘小船从海上逃往香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一带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海上逃往的越南难民大半死于途中。除沉船遇难之外，遭到海盗袭击的也不少。幸存者好不容易登上马来西亚沿岸的荒岛，但是马来西亚政府拒绝收容他们。这些难民又被重新赶回公海。他们乘坐破旧的小船，拖儿带女，饥寒交迫，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美国三大电视台派直升飞机在公海上来访，向全世界转播他们拍摄的许多惨不忍睹的镜头。世界各国舆论为之震动。联合国世界难民组织号召各国本着人道主义原则，收留这些可怜的难民。
一次，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在维多利亚圣•约翰教堂开会号召援助难民。到会的有教会各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400余人。我与政府官员一同坐在主席台上，是唯一的民间代表。会上有一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故意捣乱。他们大喊大叫，说什么“加拿大是白人的世界！”，“亚洲难民是亚洲的问题！”，“亚洲人滚回亚洲去！”……。轮到我演讲时，他们见我是华人，纷纷起身准备退场，以表示抗议。我见此情景高喊道：“请听我讲，我是赞同你们意见的”。他们听了觉得很奇怪，又坐了下来，我停了停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条件是再加一条：‘欧洲人滚回欧洲去！’因为加拿大是印第安土著人的，既不属于亚洲人的，也不属于欧洲人的。我们都是印第安土著的客人，是他们给了我们居住在加拿大的权利。难民是新来的客人，老客人怎么能赶新客人呢？我越讲越激动，又说：“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许多德国人把犹太人藏在自己家里，有的甚至为救犹太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难道我们连为难民做点事都不行么？”说到此全场热烈鼓掌，白人种族主义者不再吭声了。
又有一次，我为援助难民演讲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在爱尔兰南部旅游时，经过一个小镇，想找一架旅馆过夜。镇上唯一的一架旅馆座落在小山顶上。我摸黑冒着寒风好不容易找到它，推门进去，只看见一群妇女在准备第二天的早餐。原来，我错入厨房。妇女们见我风尘仆仆，拎着行李狼狈的样子，都哈哈大笑起来。热心的妇女们带我去房客部，不料，房间全部客满。她们搬来一张床，将我安顿在餐厅里过了一夜。夜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到圣经上记载：圣母玛利亚临产时找不到住处，因旅馆客满，只好将圣婴生在马棚里。今天，我能在餐厅里过夜，也是上帝的安排。现在难民们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加拿大政府同意收容他们，是上帝怜恤他们。我们在坐的各位都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圣经上说：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当场许多人举手表示愿意担保越南难民。
那些年，我在维多利亚为动员人民担保难民做过十几次演讲，组织过许多担保难民的团体，经我帮助来加拿大的难民就有数百名。我经常陪同担保人去机场接难民。加拿大人民是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难民们走下机场时，接难民的人真象是等待久别重逢的亲友，跑上去拥抱亲吻他们。双方都激动得流下眼泪。有时难民还未下飞机，担保人已经流泪了。
越南华侨在辛亥革命时候为帮助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出过力，流过血。今天，他们的后代遇到了灾难，每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援救他们。加拿大有众多的华侨，但担保越南难民的人却是加拿大人为多。我夏天在与联邦政府森林研究所合作搞研究时，我常利用喝茶的机会做帮助越南的宣传。该所的五位加拿大科学家经我动员，解除顾虑，五人同意共同担保一家难民。一位在皮尔逊国际学院教中文的大陆学者，在教堂力多次亲见我做动员担保难民的演讲，感动地对我说：“您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在这里懂得什么是仁爱，什么是行善。”
难民们来到维多利亚后，我常动员皮尔逊国际学院的学生们去为他们服务。我认为人道主义能增进仁爱，人类只有互爱才能维护世界和平。
1979年，我自己也担保了一家越南难民在维多利亚定居。他们全家来加拿大时，一句英语都不会讲。我让他们住在我的家里，并介绍男的到我隔壁一家英国人开的清洁公司去工作。
我的房子面临大海，环境是非常优美的。但是他们刚一搬进来，四岁的女儿一看到大海就哭闹不停。原来，他们划船从越南逃到马来西亚海岸边时，当地军警不许他们上岸。当时，难民们实在没办法，只好将小孩往海里扔，以引起士兵们的同情。他们的女儿就是那时被扔进海里受的惊吓。他们来时，女的已经怀着第二个孩子了。由于男的不会开车，又不懂英语。在他妻子临产前几天，我自动承担了随时送产妇去医院的任务。我把汽车加足了汽油，停放在屋外面，一有动静，我就能马上开动汽车，送她去医院。
他们对我也很好。男的常替我做按摩，解除我腰背风湿病的痛苦；女的常烧越南菜请我去吃。我最喜欢吃越南菜——红烧鸡腿，比唐人街中国餐馆做的还好。越南人做菜喜欢加酒。男的在清洁公司工作，常去人家和餐馆打扫卫生。利用工作之便，他常用大瓶子收集别人喝剩下的各种饮料喝酒。这种大杂拌的“鸡尾酒”，用来做红烧鸡腿的味道自然不错了。与越南人同住的那几年，我的皮肤搔痒症发的很凶。后来他们搬走了，此病不治而愈了。我怀疑与常吃加酒的红烧鸡腿有关。医生说那有一定道理。
不久，越南人一家酒搬走了。他们买了辆旧汽车，白天在车里睡觉，夜晚开出去为大公司或餐馆打扫卫生。不多长时间，他们省吃俭用，苦苦做工，竟有积蓄买下英国老板经营不当而倒闭的清洁公司。渐渐地，他们阔了起来，连我这个担保人也不放在眼里了。不但再不来给我做按摩，请我吃鸡腿，而且俨然以大老板的口气，来商量买我的房子。我见到他们一天天地好起来，心里很高兴，对他们地傲慢态度也不放在心里，只觉的有些怅惘，不是滋味。他们在我房子共住了四年。
他们搬走后刚一周，我突然接到个电话，是维多利亚工会一位负责人打来的。他告诉我有一家从危地马拉来的难民没地方住，问我能不能收留他们。越南人搬走后，我想清净清净，但是出于对难民的同情，我还是同意去见见他们。我去一看，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小孩。男的会说几句英文，女的一直低头不语，看起来挺可怜的。女孩十分胆怯地用手抓住她母亲的胳膊，男孩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我。一见这种场面，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过去抱起两个孩子，让他们当天就住到我家来。他们一住就是四年。为了同他们交谈，我还专门买了一本西班牙字典。
他们后来向我讲述了沦为难民的经过。原来，女的妹夫是危地马拉工会的人，不幸被秘密警察暗杀了。他们为妹夫在教堂举行安葬仪式。当局因此怀疑他们一家人也是工会激进分子。一天半夜，警察又来抓人，就在妻子开门时，他跳后窗户逃走了。此后，在乡下东躲西藏了两年。最后，逃到墨西哥，又偷渡到美国。在美国呆不下去，有逃到了加拿大。加拿大政府按照日内瓦协议和出于人道主义，允许他们在加拿大居留，生活问题由民间帮助解决。这对夫妇在危地马拉的亲戚一共十余人，也想来加拿大避难，请我设法帮忙。来加拿大政治避难的难民在得到政府批准正是居留之前是没有工作许可证的。我答应帮助他们的亲戚来加拿大并买个小农场，让他们种植蔬菜度日。我的这一举动受到我的父母和与我交往多年的女朋友的反对。许多人都认为我疯了，竟为帮助难民花那么多钱。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钱，我将全部家产做抵押，从银行贷款11万元，每月应付银行的利息就相当于我的全部工资。这样一来，生活都成了问题。难怪大家都反对。他们这一大家人有五个小孩，其中一个男孩名叫耶稣，与主耶稣基督同名。我很喜欢这个孩子。有好几次，我想卖掉这了农场，让难民们解散。但一到农场，看到那个孩子，就想起了教主耶稣，也许是主耶稣考验我的，就决心帮忙帮到底，不去想出卖农场了。
记得我带他们到农场附近一个天主教堂去作礼拜。那里的神父用西班牙话欢迎他们。名叫耶稣的孩子很顽皮，在教堂里打闹。我怕影响别人作礼拜，我只好喊他：“耶稣，乖一点，别乱动。”人们听见我在叫“耶稣”，都奇怪地望着我，我想他们一定误会了。
以后，政府正式批准他们成为加拿大居民，允许他们找工作。他们就从农场搬走了。我这才将农场租给了一个从多伦多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