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与语言
西方人经常喜欢举办演讲会。演讲的内容和形式五花八门。我参加会大多数是以演讲认出现的。因为我毕生涉猎的领域从科学技术到教育，从天文地理到人文科学，从古代东方到现代西方，虽不敢说博学多闻，也可以自称博采众家，一上讲台自然就滔滔不绝。但是我在演讲时，特别注意听众的反应，不仅仅要投其所好，还要引起兴趣，决不能让听众打瞌睡。一次，维多利亚的护士在女王酒家举行一年一度的护士节庆祝会，我应邀上台演讲。演讲前，先由卑诗省的某参议员给我做介绍。这位正在竞选的议员倒是很能利用机会，将此当成竞选演讲的场合，大肆鼓吹选民投他的票。等到他喋喋不休底讲完，听众已显得很不耐烦了。我为了活跃会场的气氛，用了这样一个开场白：“记得在德国我买过这样一本100多页的书，翻开一读，前言竟长达75页，下面底正文再好……”当时，全场听众哄堂大笑。我摊开双手，对那位参议员做了个无可奈何底手势，既向他表示感谢，又做出善意的批评。
在皮尔逊国际学院，我是在校外演讲数最多的教师。我的演讲也起了增进外界对国际学院了解的作用。此外，我作为维多利亚圣公会的名誉牧师，也常在教堂为教友们讲道。一次，维多利亚市郊的圣•安德烈教堂请我为“男士俱乐部”的教友们演讲。“男士俱乐部”的成员多是来自英国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都是阅历很深，受过良好的文化教养的绅士。演讲一开头，我引用了上世纪末英国纳尔逊将军在一次以寡敌众的英法海战中，鼓舞士气时讲的一句名言：“今天，英国期待着每个人尽到自己的责任。”没想到，这句话激起了这帮英国老人的热情。他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齐声高唱庄严的英国国歌：“上帝保佑我们仁慈的女王，愿我们高贵的女王万寿无疆……。”之后，演讲一直在热烈地气氛中进行。
我在海外生活40多年，除英语外，前后也学过六、七种别的语言，但是仍然觉得不够用，有时甚至还因语言闹笑话。一家养老院里住着一位80高龄的法国老妇人约瑟芬。我们每次去探望她，都由一位会讲法语的学生朵非当翻译的。一次，朵非因病请假，临时只好我自己对付。朵非教我个办法。她说：“你听她讲就是了。待到她问你，你只要回答‘是’！或‘很好！’就行了。”那天老妇人讲了很多话，我都用从朵非那里学来的法语“是”或“很好”对付了。不料，下一次又去看她时，养老院的主事人截住我们说：“麻烦了！今天你们不能进去了。”原来，老妇人神经有点毛病，那天是向我求婚，我回答“是！”她又说下周举行婚礼，我说：“很好！”现在老妇人已穿好礼服在等着呢？我们只好让朵非一个人进去向她解释清楚，否则真不可收场了。
英语现在是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一个华人要在西方世界生存自然首先得掌握好英语。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不要因为自己英语讲不到家而有自悲感，对只会说英语的当地人来讲，中国人能讲两门语言，是他们自惭不如的。1974年圣诞节前夕，维多利亚市教师团体请我去参加一个茶话会。会上一位英国教授问我，“国际学院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国，语言上一定会有障碍吧？”我听出他的意思是许多学生讲不好英语。于是我回答说：“您说得对，但语言上最有困难的还是英语国家的学生，他们只会说一门语言。“他听后哑口无言了。
各国的语言差距是很大，要能很好地掌握，恰如其分地运用是很难的。1970年夏天，我从伦敦乘火车去扑茨茅斯军港参观纳尔逊将军的胜利号旗舰，。我见几位用车的旅客在讲一种类似德语和丹麦语的语言，好奇的上去与他们搭话。一问才知道说得是荷兰语。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用英语问我：“你是什么时候从中国逃出来的？”我想他们不是用错了词，就是有别的意思，便用英语同样问他们：“你们是什么时候从荷兰逃出来的？”他们一听哈哈大笑。我的一位学生刚到加拿大，一时掌握不好英语，但他有办法对付。他想讲一句话，可是一个关键词不会讲，他就拐了弯讲出来。例如“公墓”这个词不知道，他就讲“死了后住的地方。”既清楚地表达，又不失幽默。我称赞这位学生有“语言天才”。确实，学习语言也是有技巧的。一位中国学生告诉我他的一条经验，在当地人家里做客与主人对话时，要“以攻为守”，就是多向主人提问，多讲给主人听。因为讲的内容都是自己最熟悉的，讲起来自认很放松。如果等待主人问话，或听主人的长篇大论，那就应接不暇了。这也算是个小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