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院记事
在读神学时，我有一位叫蒂欧的好朋友。他的外祖父是浸信会有名的牧师。他到神学院读书前是驻印度英军的一名上校。他原来跟随外祖父入了浸信会。在印度服役时，他所在的部队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圣公会的教堂去领圣餐。后来他调到北婆罗洲，并改入圣公会。退伍后，他决定攻读神学。在神学院里，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蒂欧在神学院是学生会干部，专门负责学生纪律的。下午，我们总是喜欢到郊外的草地上去散步。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根英军的指挥棒，迈着矫健的步伐。他比我大的多，看上去却很年轻。我问他英国人的威风来自何处，他说:”在印度服役时，我们一个小分队常常去边境地区闹市的市镇巡逻。小分队只有十几个人，面对当地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我们心里很害怕。上级要求我们训练时特别注意培养英国军人的威严风度。实际上为了壮胆，吓唬当地老百姓。口号是别让当地土人看出你们的胆怯。
一次，我正在房间里读书，已近半夜时分，有人轻声敲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蒂欧带着另外两个英国人，拉我请他们到镇上的中国餐馆吃夜宵。我说：“学校规定晚上十点半以后不许出校门了。”蒂欧说：“别担心。我是管纪律的，有后花园的钥匙。”就这样，我们一行四人就在蒂欧的带领下，摸着黑，蹑手蹑脚地从学校后门溜了出去，我叫了四菜一汤，外加一瓶好酒。他们吃得很高兴。蒂欧举起酒杯，仰头一饮而尽，随后畅快得大笑起来。笑声带有典型的英国绅士派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第二次回伦敦时，他已在伦敦北部一个教堂里担任主管牧师。我们常见面畅谈往事。不幸的是我离开伦敦后不久，他因心脏病复发，于81年8月去世了。我知道这是由于他太操劳了。他常不顾一切的为教友们服务。我就亲眼看到过他回家后累得爬不起来的情景。他去世后，我寄了些钱给他的遗孀表示慰问。绅士派头十足的英国人是很难交朋友的，但是一旦成了朋友，就是终生不渝的，这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美国人见人就熟，转眼就忘，很难深交。我每年都能收到许多来自英国的圣诞卡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的羽毛球和乒乓球打得并不怎么好，但是在神学院里却是头号选手。一个从伦敦南部来的年轻人 总是不服气。一天，他又找上门来要同我赛羽毛球。他说他比我年轻，力量比我大，跑得也比我快，不知为什么总会输给我。这次他要同我决一雌雄。比赛开始后，我设法消耗他的体力，先将球调到他反手后扬边界线，让他跑到那里，再给他一个网前小球。几次接球之后，他累得再网前躺着不想起来了。我跑过去拉他，他半睁开眼，气喘吁吁地说：“你是个很坏得基督教徒。”此后，他再也不敢向我挑战了。
神学院里，有个从英格兰北部来的同学。临毕业前，他要到几个教堂去面谈找工作。为了省几个钱，他请我帮他理发。我很愿意为他服务。理好后，他说他满意极了，还连连向我道谢。过了一会儿，我出校门到小镇上去买东西，无意中发现他从理发店出来。他并没有看见我。我心里感到很不好受。晚饭后，全班同学都在教室里开会。我举手要求发言。我说：今天，我尽心地为某同学理发，但他不信任我的技术，我说：“今天，我尽心地为某同学理发，但他不信任我的技术，又去理发店重新理了。因此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请他对此作出解释。”这时，同学们拍着桌子，叫他站起来回答。他不好意站了起来，说：慰中的确为我理了发，但理得个乱七八糟的……”同学们也许是为他能有勇气认错热烈地鼓掌，哄堂一笑了事。 后来他也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常请我到他家作客。
在神学院读书时，每个星期全班同学轮换着两人一对一祷告，以便互相加深理解。一次，我和一个外科医生组成一对在一起祷告。他问我身体有什么毛病没有。我说我有痔疮，大便时常常流血。于是他为我的健康祷告。祷告后，他告诉我，他的一位同事发明了一种治疗痔疮的新方法，不用开刀，当即可痊愈，因此世界各地来找他治病的人很多。由于不再医疗保险范围内，需要.付治疗费。他问我想不想试试，我最怕开刀，很高兴去治一治。
第二天，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愿为我免费治疗，时间定在周末，我住进亿元，他的朋友专门来为我治疗。一周之后，我到他朋友家去作了一次检查，他说我的病完全好了，不但没收我的钱，还请我喝了一杯酒。
我是从来不抽烟的，但在神学院读书时却破例抽过半支烟。一次，轮到我和另一位同学一起作祷告。他说：“祷告之前，咱们需彼此交谈一下，一边聊天一边抽烟。他明明知道我不会抽烟，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为了完成学校规定的祷告课程，我只好接过一支烟抽了起来，刚抽了一口就呛得不行，勉强抽了半支。我以为这下总可以开始祷告了吧！他得寸进尺，没完没了，接二连三，什么到他家里吃饭边吃边谈;到酒吧去喝酒边喝边谈；到家乡游玩边玩边谈……。我只好一一都照办了。最后他告诉我，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祷告，单纯做祷告，只是走形式。现在想起来他得话是很有哲理得。祷告祝你健康，不如请你吃顿饭；祷告祝你幸福，不如游山玩水。他后来又请我去过圣诞节。
在英国时，有一个叫詹姆士的美国朋友来找我带他出去玩。他是个美国的清教徒，生活很朴素，作礼拜也很简单。星期日我带他到圣工会教堂参加高级弥撒的圣餐仪式。这种仪式要点蜡烛、烧香、摇铃。主持人要穿各种颜色的圣袍，还有音乐和游行。他一生从未见过这么庄重盛大的场面，高兴极了。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礼拜，感谢我给了他这么好的见识机会。礼拜之后，我带他到教堂的地下室喝一小杯酒。他很惊讶地问我：“刚作完神圣的礼拜，怎么马上酒可以喝酒犯罪呢？”我告诉他：“作礼拜是表示对上帝的爱心。礼拜完了，我们应当同群众交流，以表博爱。没有人与人之间感情上的交流关系，礼拜就徒有其名了。”他认为我讲的很有道理。
我在神学院差一点中途辍学。就读期间，我利用周末到英国西部去旅行。我刚离开学校，家里来了一封电报，说“父病危，速归。”神学院的师生们拿到电报后无法通知我。最后他们认为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师生们约定一个时间一起去教堂未我的父亲祷告。第二天，又来了一封电报，说父病好转，不必回家。这两封电报是我回到学校后才见到的。
我在神学院时候，认识一位女朋友。她父亲是救世军的一位将军。救世军是基督教的一个慈善组织。他们有着军队的编制。每到星期天都穿救世军的制服，奏着军乐，象军队那样列队在大街上游行。这就是救世军传教的方式。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救济穷人，为他们提供衣食住处。我曾在女朋友的陪同下，参加过他们的游行，游行时，街上非常热闹，吸引大批来观看，街道两旁的住家都打开窗户向我们欢呼。
英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变迁，伦敦的街道曲曲弯弯纵横复杂。我们从北美大陆来的人习惯于大城市平直整齐的街道，一到英国总是迷路。我随身总是带着一本伦敦街道详细地图。外出时，一路上总得对照地图。一次我和几位同学在伦敦迷宫般的市区转来转去。突然一辆车停在我面前，车里的一位绅士伸出头来向我问路。我告诉他，我们也是“迷途的羔羊”。我只好把地图递给他，让他自己去查找。看来，伦敦的本地人也常常迷路。
爱丁堡是苏格兰最美得城市之一。在冬季里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我没吃早饭就到一个教堂去作礼拜。中午，想到街上吃顿午饭。这么大的城市竟找不到一个卖吃的地方。据说教堂规定星期天不许作生意，所有的店铺都不开门。在北美，星期天商店关门，饮食业是照常营业的。上帝希望星期天人们都去教堂作礼拜，但饭总是让人吃的。我又冷又饿在街上转来转去，只好默默地祷告：“上帝啊，帮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吧。”说来也巧，街对面一家中国餐馆的霓虹灯“营业”几个字母在闪亮。中国人真会做生意，星期天开门顾客一定是客满的。
我还有一次到爱丁堡去看望一位我从前的非洲学生，他现在在那里读法律。我特地请他到那家中国餐馆吃饭。这一天赶上刮大风，他一直把我送上由爱丁堡开往格拉斯哥的火车。上车后我觉得很累，车还没有开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忽然，我朦朦胧胧地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诸君，哪位给抱小孩的母亲让座？”我困得实在睁不开眼睛。多了一会儿，又听见同样得声音在喊。接着听到一个女人在说：“我来让好了。”我实在睡不下去了。睁眼一看，一位女士正在给抱小孩的母亲让座。在西方，风俗习惯是在公共场合下，比方走路、挤公共汽车都得女士优先。我马上过去请他过来坐我的座位，她说不必了。我坚持请她过来，她答应了。一路上，我与这位女士讨论起人性善恶的问题。我们的共同结论是，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人不是神......。
火车到了格拉斯哥后，我转车往南去埃及看我的一位朋友。我把车上发生的事讲给他们听，他的岳父插话道：“怎么天下的奇怪的事都让你碰到了？”
在英国，奇怪的事我真碰到不少。一次，我在牛津车站等候火车去伦敦，一群牛津的学者也与我同路。他们在月台商一边看列车时刻表，一边争论：怎么火车不按点开来呢？一个清道夫过来对他们说：“先生们，今天是星期天，得看星期天得时刻表。”弄得他们很不好意思。
一次，我乘半夜末班车地铁回神学院。车厢里很空，只有我和对面坐着得两个英国人。那两个人突然打起架来。我鼓足勇气大喝一声：“住手”。他俩果真停了下来，奇怪地打量着我这个貌不出众的中国人，担心我可能身有什么武术功夫，其实我心里有点发毛，真怕他们冲上来和我比试，真没想到这一招真灵。这两个家伙灰溜溜地走开了。在下一站下了车。
一年寒假，神学院的师生们都纷纷度假去了。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正发愁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个假期。突然听见电话铃响了。原来是爱丁堡的一个朋友邀请我到苏格兰西部叫伊奥纳的岛参加一个神学座谈会。我喜出望外，我知道基督教就是从这个岛传到苏格兰的。到会者每人有一份会议日程表，上面说晚上六点钟喝茶，十点开晚饭。结果六点钟喝茶时，又是面包又是肉，还有蔬菜和水果，实在太丰盛了。我想差点尚且如此，十点钟的晚饭不定有多丰盛了。我于是只稍微吃了一点点填填肚子。没想到十点钟的晚餐只有一杯茶和两块饼干。我当然只好挨饿了。原来苏格兰的风俗是：茶点是晚餐，而晚餐是茶点。
戈尔韦是爱尔兰的一座城市，是纺织工业基地。在那里，我到宾馆楼下的酒吧喝酒。我见一个人带着小孩也在那里喝酒。在北美，不满19岁的人不许进酒吧的。我好奇地与这人攀谈，才知道他是个防止工人。由于纺织品竞争不过东方国家，工厂倒闭，他因而失业，妻子留下孩子离去了。工业革命就是从纺织业开始的，现在昔日的纺织工业已日暮西山了。工人阶级日趋贫困。劳动阶层的人是纯朴豪爽的。他硬要请我喝一杯爱尔兰啤酒，我实在过意不去，但又不好推却。我望着这对父子，不知道说什么来安慰他们才好。
戈尔韦西部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山区。每天去那里的公共汽车班次很少。当地的居民说得是一口爱尔兰土语。我在那里到处游玩，中午找不到吃中午饭的地方，只好敲开一家居民的门，很抱歉地问能否向他们买些食品充饥。主人很客气地把我请到客厅里。这是一个很普通地平民家庭，室内布置得朴素，干净。不一会儿，女主人端来一大盘夹肉面包（三明治）和不少水果。我吃完饭喝好茶，不自觉地在沙发上坐着睡着了。临走前，我要付钱，她执意不肯收，说他们能招待一个中国人感到很荣幸。这可以算是我第一次没经邀请到一个贫民家中作客。我来到长途汽车站见车上已坐满了人。司机告诉我，这是当天最后一班车。他们等了我很久，想必我是第一个到这偏僻山区来的中国人，很引人注意。
英文里有一个词布拉尼（blarney），译成中文的意思是谄媚、奉承、雄辩等。这个词出自一个有趣的传说，布拉尼是爱尔兰科克郡乡间的一个古堡，建于1446年，城堡南墙垛下有块大石头，谁吻了它就会具有雄辩的口才。我到英国读神学，有个原因是我特别钦佩那些雄辩的神学家。为了吻一吻这块石头，我专程去了那里。上帝从来不让人轻易地得到好处的。要想吻到这块石头，必需冒着生命的危险，将整个身体探出窗外，由两个人拉住后腿。专门在那里帮人拉住腿的人要收两个先令的小费。我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当然得试一试。当我悬挂在空中，亲吻着那冷冰冰的大石头那一刹那，我望着城堡下的深渊，心想要得到雄辩的口才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地大。
圣公会是英国国教，所以新教圣公会的势力很大。在爱尔兰的都柏林，圣公会有两座大教堂，天主教则一座也没有。我很天真地问圣公会的人，怎么不让一座给天主教用，大家毕竟都是上帝的教徒。他们幽默地说，得研究研究。圣公会实行的是主教制度，乡下人一般不大上教堂作礼拜。一次，主教派一个新牧师到乡下教堂上任。头一个星期天做礼拜，乡下人很好奇，教堂里坐满了人。新牧师做了一次极其生动的讲道。第二个星期天，第三个星期天，牧师讲的是完全同样的很生动，但是老是重复同样的内容，要主教管一管。主教问他们：“你们信牧师讲的道理吗？”“信服！”主教又问：“请你们转告牧师下个礼拜再重讲一次，直到你们大家都去做为止。”
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红衣大主教一次到神学院来访问，与学生们一起做了晚礼拜，并共进晚餐。在英国国教圣公会体制中，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全英格兰的首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区大主教。圣公会虽然没有公认的首脑，但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公认的最高主教。
宴会上严格按照地位高低排坐次，红衣大主教与贵宾坐在台上，学生坐在台下。不知是什么原因或按照什么规矩，大主教对面的坐位是空着的。我生性好问，忍不住问英国的同学。他们戏谑地对我说：“那是给大人您准备的，您怎么不上去坐啊？”他们这是想用激将法寻我开心，我也不示弱，当场与他们打赌，要坐上去让他们看看。我真的端着餐具上台去坐在主教对面地坐位上，台上的来宾都瞪着眼看着我。这时，红衣大主教抬起头来看看我，微笑地向我点了点头。我看他长着又浓又长的眉毛，态度和蔼极了，我心里一点也不紧张。院长主动向大主教介绍我是美籍华人学生。他听了很高兴，亲切地与我交谈起来。饭后，我还请求与主教一起拍了照。英国同学们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觉得很光荣。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英国人在正式场合不但衣着笔挺，而且面孔严肃，那是为了表现他们彬彬有理的绅士风度。这一点我们东方人是不大看得惯的，认为他们是在摆架子。但是英国人却很有幽默感，他们自己言谈幽默风趣，也很欣赏别人会开玩笑，决不因开玩笑而翻脸。我在英国常与他们开玩笑。一次，加拿大总督的儿子伊恩•瓦尼埃到伦敦来访问。伦敦帝国学院开会欢迎这位促进残疾人福利事业的大慈善家，诺贝尔和平奖金的候选人。我应邀参加。欢迎会上，主席的开场白是：“我们的贵宾来自加拿大，今天大家不必拘束，请各自做自我介绍。”来宾们都是英国的上层人士，不是有爵位、有头衔的，就是什么社会名流。轮到我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是中国派到英国的传教士。”大家听了大吃一惊。全场沉寂了几秒钟后，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曾给英国同学们讲过这样一个自己杜撰的故事：有好几个国家来的人同坐在一条船上。船不幸触礁沉没了。大家都逃到一个荒岛上。在岛上，两个法国人写了一本爱情小说；两个爱尔兰人开了一家酒吧；两个日本人办了一家工厂。那两个英国人呢？他们一直坐在那里等着有人来介绍他们彼此认识。大家都认为这个故事对英国人的严肃拘谨，讽刺得入木三分。
英国人保守拘谨，但是他们可以在海德公园里自由发表演讲却是一种独创。海德公园是伦敦最大的皇家公园。在公园的东北角大理石拱门附近有一块地方是专供人们公开演讲用的，人称“演讲者之角”。除了规定不许攻击女王陛下外，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我常去海德公园看人们站在肥皂箱上演将。有讲大道理的，有破口大骂的。警察还负责维护秩序。一次，我看见一个从非洲英属殖民地来的印度人在那里大骂英国。在场的英国听众责问他：“你这么讨厌英国，干吗到英国来呢？”他说:”过去我们受大英帝国的剥削，现在我们也到英国剥削它来了。”原来他们到了英国后故意不肯工作专门等着靠社会福利保险生活。最后他高呼“打到英国佬！”跳下了肥皂箱。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肥皂箱上的民主”。海德公园还是英国人集会和游行的地方。游行前，必须通知警察当局，由警察沿路护送，否则就不合法。
英国的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座落在泰晤士河畔，是一座宏伟壮观的哥特式建筑物。英国的议会分上下两院，上院又称贵族院，下院称众议院。一次，一位工党的议员给我送来两张议会的观众票。我早就想去观看众议院的辩论，兴致勃勃地拉上同宿舍的一位南斯拉夫教授一同去。下议院会议大厅的楼上，有记者席和观众席。议会的一切辩论都是公开举行的，除准许记者采访报导外，每天还发票让群众来旁听。不管什么人只要拿到票都可以入席观看辩论，只是不允许拍照。我只顾观看，根本没有注意到辩论的是什么事情。下议院的会议大厅正中北端有一把大椅子是议长的座位，两旁各有几排长条硬凳，右边时执政党的座席，左边时在野党的。辩论时的场面时很有趣的，讲演的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妙语联珠。据说辩论激烈时，双方不但唇枪舌剑，争吵不停，嘘声跺脚，甚至发生过武斗。议长举着权杖高喊，“秩序！”……真是丑态百出。一般的辩论的确有让人乏味的，坐在那里打瞌睡的议员大有人在。我就亲见当时的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头仰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
英国是一个等级差别很大的国家。教育界也不例外，一些有名气的私立学校，读书的不是贵族子弟就是富豪公子，学生在举止、言行上与普通的公立学校的学生大不相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传统规定只招收家庭富有的英格兰基督教徒学生。英国平民阶层队此十分不满。1836年，伦敦大学在一场民主运动中诞生了。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伦敦大学对一切阶级和所有教派开放，不歧视任何人。现在伦敦大学已成为英国著名的大学。牛津大学以文科著称；剑桥大学重理工；伦敦大学以医学闻名。
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保守和孤傲，如同美国人的不拘礼仪，开放和热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如果对别人的习惯因为看不惯，而视之为缺点未免过于偏颇，我在英国生活了几年，虽然我天性接近美国人，但对英国人的作风派头还是很欣赏的。我特别喜欢观看英国人举行的种种仪式。我认为英国人的仪式在世界上堪称一流。白金汉宫皇家卫队的换岗仪式已成为各国旅游者必观的伦敦一景。在军乐声中，官兵们身着御林军的礼服，头上戴着又高又大毛茸茸的军帽，以整齐的步伐一丝不苟地操练。与其说是在执行换岗的勤务，毋宁说是炫耀大英帝国的军威。一个本土仅24000多平方公里的英国，一度曾称霸世界，自诩“日不落帝国”。
英国人常爱对我说“ You can think our thought!” 在英国这些年，我很注意去了解英国人的思想，只有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才能真正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我去过教会，工会、城市和农村。我接触过资本家和工人，左派和右派。我参观过学校和监狱。我与贵族和平民谈过话。我看到英国人有着传统的纪律和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与英国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事业上敢于冒险，技术上勇于创新是英国工业高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但在外交上是灵活变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