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游四海
首访波兰
北美的大学教授在学校授课六年之后，第七年可以离校去度假一年。一般教授都利用这一年的时间到其它学校教书或进修。在皮尔逊国际学院任教六年之后，我于1980年9月开始了度假生活。早在1979年5月我就问温哥华的中国领事馆申请回国服务一年，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法国的斯特拉堡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和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大学同意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去他们那里工作。
临行前，我专程到旧金山看望了父母，因这次远游要一年多才能回来。我还到他们住所附近的一个俄罗斯东正教圣·玛丽亚大教堂去祷告，求上帝保佑我的父母在我离开美洲期间安康、幸福。我有一个朋友在旧金山一家旅行社工作，他建议我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港乘波兰斯蒂芬·巴特瑞邮船经伦敦、鹿特丹绕到丹麦，在波兰北部格但斯克登陆，然后乘火车经华沙、捷克抵达西德与法国边界的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大学。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买好了九月初的船票和西欧联运火车票。
就在我离开加拿大时，传来了波兰格但斯克船坞工人大罢工的消息。有人说那里在流血，还是不去为好。我有些犹豫了，想去退票，但考虑到这次远航机会难得，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出发了。上船之后，码头临时通知原八点起航的船推迟到试点开航，真是头一步就不顺。船上有两个德国太太为此很恼火，她们冲着穿上的工作人员大发牢骚，因为这样等于让他们在船上白白地浪费了两个小时，船上的大副却不以为然地说：“早到两个小时总比吃到两个小时强嘛。”
十天航程中，乘客们每天注意收听收音机里有关格但斯克罢工的消息，可是消息都令人失望。罢工不但没有停止，还在不断地升级。
在伦敦和鹿特丹下船的旅客很多。十二日晚，船到终点格但斯克，似乎只剩下我和波兰人。最后，在格但斯克郊外的一个码头靠岸。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波兰有苏联重兵驻扎，据说，波兰自己的军队只有三天的子弹，如若罢工继续升级，苏军随时可能进行镇压。我们的船靠岸后，不让乘客上岸，由穿绿军装的民兵看守。
次日清晨，允许我们上岸，由波兰公安机关和海关按旅客姓氏字母顺序进行检查。我的英文名字打头字母为“T”,当然是靠后的了。我见那些检查人员依次打开一个个皮箱，仔细察看每件物品，连衣服都拿出来抖一抖。美钞更不用说了，全是一张一张地数，真是急死人了。我当时真后悔，当初拼写英文名字时，还不如照普通话发音将陈字拼成C-H-E-N二不是TAN,靠在最前面，那样我就该排在字母“C”的行列里了。
我正在着急的时候，只见一个穿着黑色夹克、黑皮靴和黑帽子的公安人员手里拿着一张卡片，叫着,嚷着朝我们走来。走近了，我才听清楚，是叫我的名字。我心里咯噔一下，“糟糕，出事了。”我神经质地举起右手“到！”他看了我一眼，同旁边的民兵和海关人员嘀咕了几句后，过来对我说：“格但斯克大学的一位教授开车在码头外面等您。您的行李不用检查，现在就可以走了。”我如释重负，急忙向出口处达大步走去。这时我才想起临行前曾给从前在美国的一位波兰同事写过一封信，由于没有收到回信，也就把这事忘了，想不到他真的来接我了。在场的几百位波兰乘客见我大摇大摆地走了，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一下船，见天正下着下雨，几百顶雨伞在风雨中飘摇，伞下面是一张张焦急的面孔，他们都是来迎接亲友的。当我下梯子时，我的朋友认出我来了，大声地叫着我。此时，我的心情感到无限地宽慰。
上车之后，他转了一条街，把车停在路旁，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请你在我家住一周。”我只好勉强从命，住在他家里，晚饭吃不饱。上卫生间解手后发现没有手纸，我只好大声喊叫求援，他在外面回答说：“抱歉！买不到手纸。”
那几天，常有工人代表、教会人士以及一些党、政要员来他家里接触。我发现他们的政治观点都很偏激。常争得脸红脖子粗，宗教人士与党政要员各抒己见，一个唯物，一个唯心，两者如水火不能相容。作为旁观者的我，谈到对人性和社会的看法。后来，我被邀请到波兰东部卢布林（Lublin）天主教大学去作学术交流。
我在这所大学呆了三天，其收获出乎我意料。现在的罗马教皇当时就在该大学任教授。他的同事及年轻的神学家们对我《中庸辩证法》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欣赏我的观点，并向我讨了随身带的论文。这是我第一次访问波兰。我有幸能够利用这个机会向波兰的知识分子介绍中国的朴素的传统辩证法。他们的兴趣是那样的浓，使我想到整个欧洲也一定很需要了解中国的传统哲学。
我虽然出生在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年轻时却爱读唯物辩证法的方面的书籍，因而内心中唯心论与唯物论常有对抗冲突。希望有一天能解决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矛盾，使我久有的心愿。我花了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最后找到一个我自认为合理的理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实践中是否行得通，我也没有把握。这次在社会主义的波兰第一次提出这个理论，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还有许多人表示赞成，这使我感到很高兴。 在波兰我曾到过华沙和南部故都都克拉科夫等地。
我原以为波兰很安全，一次在华沙火车总站乘车，将护照和旅行支票随便放在裤子的后袋里，不料当我拎着行李，出国车厢过道时，几个汉子从前后夹住了我。我见他们不怀好意，愤急之下，拿出小时候在鼓浪屿教堂唱诗班练就的宏亮嗓音，学中国武术家练功时那样大喝了一声“啊……”这下子真的把那帮家伙吓跑了。走进包厢，放下行李，一摸裤子口袋的纽扣已被解开，护照和旅行支票被掏出来一半。
从波兰南部克拉科夫买火车票去捷克首都布拉格，十几个售票口只开了一个。我排长队整整等了六个小时，才挨到票房口。我对售票人说：“请卖我一张去布拉格的火车票。”他瞪了我一眼之后说“你是蒙古人，只能买去乌克兰巴托的票。”我向他解释我不是蒙古人，也不去乌兰巴托，我是要去布拉格，但他一口咬定我必须去乌兰巴托。我们俩争执不下，群众围上来帮他的腔。我被弄得哭笑不得，只好掏出我的护照给他看。他这才恭恭敬敬卖给我一张去布拉格的票。
火车半夜经过波-捷边境，在一个小城镇停下来，一群捷克士兵将列车团团围住。警察牵着警犬在每个车厢里闻来闻去，气氛搞得很紧张。这时两个夹皮包的捷克国家银行的职员板着脸走进包厢，强迫我按着他们说的比率兑换了25美元的捷克币。我当时想，反正只这一次，脱口说：“我可以换给你们五十美元。”这两人顿时眉开眼笑，连连用德语向我道谢。
包厢里只有我一个人，感到很乏味，挨着个儿看，总算发现一个包厢里有三个乘客，是要换车回国的东德人。我对他们说：“我很孤单，想找你们说说话。”这些东德人很热情，拿出一个长条面包，用一把大刀子，给我切了两片面包，加上厚厚的一块颜色发蓝的奶酪，还给我倒了一杯德国酒。我看见这样的食物，一点也没有食欲，盛情难违还是勉强地吃完了这些食物。到了捷克后，我一连泻了好几天肚子，根本无心再去观赏风景。
从捷克来到西德的纽伦堡，旅馆服务员向我介绍附近就有一家中餐馆，当晚我就美美地享受了一番。
我从纽伦堡来到斯特拉斯堡。这个座落在莱茵河畔的典型欧洲城市，在近代史上前后数次变更归属。中学语文课本上，都德的名篇《最后一课》就是写这个城市里发生的故事。当地的居民多是德国人，但每次归属法国后，他们就变成法国公民。他们的名字往往是德国姓，法国名。多数人既懂德语，也懂法语，但讲法语时往往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他们天生掌握中庸之道。世界上许多心理学家都来这里研究他们的心理。找到这里来讲中国传统的中庸辩证法。具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我不懂法语，但我的德语水平足够与学术界自由交谈和应付日常生活。
天主教是法国的传统宗教，法国同时还有三个新教中心，是基督教改革派的中心。斯特拉斯堡就有新教的神学院。这里演奏作曲家巴赫的作品，在世界上是堪称一流的。
我住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凯撒·威廉学院内。我花了两个月时间整理了大量中庸辩证法的材料，请该学院的一些德国学者将它们译成德文。我想把这些材料带到东德去作介绍。我认为：东德在世界哲学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当初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就是在东德起家的。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等著名哲学家都曾在东德教过书或受过教育。德国人的思想是很严谨的。他们研究问题不但很深刻，而且往往是纯逻辑性的。我对这些很感兴趣，很想实际领略一番。这是我决定去东德的动机。
对于东德，除了在由波兰开往捷克的列车上碰见的那三个乘客外，我没有一个熟人。不认识人，谁会请我去作演讲呢？但不管怎样，我打算先去那里再说。
我先从斯特拉堡乘火车去西柏林，进入西柏林必须通过东德的领土。有趣的是，火车一到东德边境，东德卫兵立刻跟车监督，中途不许停车。直到进入西柏林之前，这些士兵才离车。东德在西柏林周围筑起一道又高又厚的墙，即柏林墙。西柏林人可以自由出入东柏林，但每次只能在东柏林停留一天，午夜以前必须返回。而东柏林不能自由进入西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