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纪行

      在西柏林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我从柏林墙的关口步入东柏林。我把此行当作一种历史性的回顾。过关口时，在这边守卫的是英国士兵。在海关办签证时，规定必须退还东德货币，而且只给签证一天。我半夜里照原路返回，因为灯光太暗，我走到旁边的小路上去了。这时探照灯立刻打开了，警卫大喊：“站住！”开始时我还以为在叫别人，后来才知道是叫我，原来我走错了路。我连忙往回退，找到官方指定关口。这时，我已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次东柏林之行还是有收获的。记得在华沙阵亡将士墓前观看波兰军队的换岗仪式时，我觉得他们的持枪行进的步伐走得真神气。旁边一位东德记者见我兴致那么高，就对我说：“这算不得什么。到东柏林看看我们德军的步伐。”为此，在东柏林我特意去看了每周一次的换岗仪式。看后使我不禁想到，德国是西方哲学思想的摇篮；日耳曼民族的纯粹、绝对的倾向对西方哲学的偏激有着重大影响。
这一天，我正搞清了一些政府机关所在地，决定再去东德一次。我直接跑到东柏林国营旅行社，拿出我预先拟定好的旅行计划。他们根据我的日程依次打电话给各个要去城市，向旅馆预定好房间，当即要我用美元付清全部旅馆费用，然后给我办理签证。前后总共用了半个小时。要是在东德以外办这种签证，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我先到魏玛，这是德国著名诗人歌德和席勒的故乡。席勒为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四部合唱谱写的歌词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在魏玛的近郊，有一个叫布痕瓦尔德的小乡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当年上万盟军的俘虏就在这里被处死，其中有很多是苏联红军。我不认识路，是乘当地小学生放学回家的班车去的。汽车在狭窄的林间小路上行驶。路旁的森林里的苏联坦克部队隐约可见。到这里参观的人多半是苏联军人。
参观完毕，天下起了雨了。我戴上帽子往前走，看见一座很大的公墓，石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许多加拿大飞行员。”作为美籍加拿大居民，我顿时感到悲痛万分，不由自主地脱帽向烈士默哀。一个东德妇女见此，也走过来低头站在我旁边。雨中，她流着眼泪说：太惨啊！太惨啊！……。”
在东德过了些日子，我就从东德西部边境城市爱森纳赫去西德。这里是著名作曲家巴赫的诞生地。在火车站餐厅吃饭时，我看见一对典型嬉皮式模样的男女也在这里用餐。我还以为他们是美国来的游客，端着饭坐到他们那张餐桌边，与他们对面坐着，用英文问他们：“从美国什么地方来？”他们说他们是东德人。我问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回答道：“我们是卡尔·马克思大学医学系的学生。”做了自我介绍，我们一下子就搞熟了。他们知道我今天就要离开东德去西德，建议我应该到附近一个古城堡去观光，那里是当年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的地方。
午饭后，他们带我抄近道去那里。路上，女的悄悄告诉我，那位男的父亲在东德共产党的理论界是权威。提拔政府官员必须先经他培养。我于是和那个年轻人攀谈起哲学问题来。他说：“东德社会治安很好，几乎没有人失业。人们身体健康，运动水平世界第一，但我总觉得人们在精神上不大愉快。”我对他说：“我想你们精神上不愉快的原因：在于你们注重唯物，都忽略了唯心。人需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同时得到满足，就得用中庸把唯物和唯心调和起来。”他反驳说：“唯物和唯心是相互对立的。一个是真理，一个是谬误，二者怎能合二为一呢？”我说：“按照中国传统的哲学，凡是对立的东西部一定总是有一方正确，另一方是错误的。唯心和唯物虽然对立，但是它们又是相辅相成的。”他被说服了，点头称是。他说：“很可惜，我们东德人不懂得中国的哲学。”我问他想不想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的哲学，他表示很有兴趣。我当即与他约定，再来东德的日子届时由他邀请马克思大学的学者们听我演讲。
我们边走边谈，不觉来到瓦尔特堡，想看一看马丁·路德在那里翻译圣经的小房间。不料，那天不开放。我对管理人员恳切地请求让我看一眼。他听说我来自万里之外的加拿大，破例为我们打开了房门。
傍晚时分，我离开东德返回西德。在爱森纳赫火车站的月台上，我看到给西德亲友送行的东德人伤心落泪的样子，心里也很难过。东德人士很难获准去西德的。战后德国被人为分为东西两部，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对立的世界观，无疑是日耳曼民族的悲剧。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德国经过40多年的分裂终于统一了。但只是国家的统一，决不是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统一。以西方的社会制度绝对地取代东德的马克思主义是痛苦的，不可避免失业和动乱。这时，我多么想再游德国。德国现在是多么需要中庸的哲学。
11月20日，我如约回到东柏林，莱比锡马克思大学几十个人专程来听我演讲。我从西柏林到东柏林时，演讲材料差点被东德海关没收了。在我排队等待海关检查时，海关人员通知大家：“带有书报、杂志的人到这里来，要上交。”我心里很紧张，正巧前面一个德国人带了许多化妆品。海关的人一打开她的皮箱，一股浓郁的香味立即散发出来。我好奇地探过头去看了一眼，卫兵立刻向我呵叱道：“别看！快点过去！”我趁机溜了过去。
21日，马克思大学师生来旅馆接我去作演讲。演讲前，他们提议由我指挥，大家动手，做一顿中国饭。几十个人，需要很多肉。他们说只有我才能买的来，因我是外国人。菜快烧好了，发现没有酱油，我们开车上街去买，到处买不到。一位聪明的姑娘说：“到高干商店里去买，那里准有。”高干商店的货柜上商品琳琅满目，我花了十块美金买回一小瓶日本酱油。
演讲会开得很成功，直到深夜一点钟我才回旅馆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又开车来接我去一个新的地方演讲。到了那里之后，我看见昨夜与我争论得很厉害的一位年轻的医生正在用打字机赶着打我的讲稿。他告诉我昨晚他打了一夜。
以后，我先后六次到东德演讲。一次，我还到莱比锡去找火车上认识的那三个人。我记得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出版社社长。老天相助，我果真找到了他，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还请来很多人一起谈话。我告别时，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一定会有机会到西方国家去观光的。”
我奇怪晚上在街上很少看到行人。他们说人们都在家里看电视，这里能够收看到西德的电视节目。看来，他们对西德发生的各种事件了解得十分清楚。一次，我到德累斯顿博物馆参观，买票时顺口用英文说了声谢谢。售票小姐觉得很奇怪，走出来与我搭话，当她知道我是从北美洲来的，当下与我聊起昨晚电视节目。她看到美国赌城拉斯韦加斯的一家旅馆失火，烧伤70多人……。
东德警察看来什么闲事都管。一天，我正在莱比锡一条大街上走着，突然一个警察过来抓住我的胳膊说：“你来迟了，他们在等你呢。“我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带我到附近一家博物馆的一个大客厅里。大厅里有六七十个黄面孔的东方人，男人大多镶有金牙。原来是一群苏联的西伯利亚人，这位“好心”的警察以为我是他们一伙的。他们见了我也觉得十分奇怪，队长用俄语问我：“你是谁？”陪同他们的东德翻译立刻将他的话译成德语。我回答说：“我生在中国，是美籍的加拿大居民。”这下子他们把我团团地围了起来，有的拥抱我，有的拍我的肩膀，几乎每个人都送了我一枚纪念胸章。顿时，我的胸前别满了各式各样的纪念章。我很激动地说：“你们太热情了，我一定要把你们的情谊转达给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遗憾的是，我没有什么纪念品可送你们。”说完之后，我将派克圆珠笔送给队长。他马上将他的塑料圆珠笔回赠给我。他还请我同代表团一道参观这个博物馆。参观后，刚才送我来的那个东德警察见我胸前别着那么多的苏联勋章，还以为我真的是苏联人，用俄语向我告别。本来我早想把它们摘下来，但刚才当着那群苏联人说了那么些感谢的话，只好先把它们挂着把！
我对德国人民以及传统文化有浓厚的感情。我在美国得到的第一个学位是物理学士。50年代美国大学规定，要取得物理学位，必须选修一门外国语。我当时选修了德语，而且成绩优异，为此，我被推选为德国学术协会会员。六十年代我攻读生化博士时，我的第二外国语选的也是德文，常找机会参加德国人的社会活动，经常看德国电影。记得有一次，德国侨民举办一个节目庆祝晚会，人人都戴着假面具跳舞和交谈。我陪着一位德国女郎整整跳了一夜舞。早上五点散会前，我摘下了面具，她瞪着两只碧眼惊讶地喊出来：“原来你不是个德国人啊！”因为我对德国了解得很多，所以到德国以后，对那儿的一切并不感到生疏。
在东德，我还乘火车专程去参观16世纪宗教改革的中心维登堡。1517年10月31日晚，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亲自将他的评论教皇出售赎罪券《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大教堂的门上。当时印刷术已由中国传到了欧洲，几星期后，欧洲各大学都读到了他的论文。消息传到各地，得到热烈响应。马丁·路德的《纲论》就象火星落到火药里一样，迅速引起燎原之火，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了，发展迅速，势如破竹。我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特意在书上查到当时的细节。我到这里来参观，很顺利地找到这个地方。一些来这里参观的东德士兵论文钉在城堡的大门上，怎么也找不到，是我把他们带到教堂门前。他们对我这个义务向导很感激。
我对德国一见如故，在旅途中又学到许多新鲜的东西。一次，我在莱比锡圣多玛教堂做礼拜，领圣餐时，有人告诉我：巴赫的墓就在这里。巴赫是世界上伟大的作曲家，一直是我心中崇拜的偶像，这次来德国居然有幸拜祭他的墓，而且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场合！一种异常的激动、无限的崇敬之情顿时油然而生。这个教堂的牧师还请我到后面去见见一群十几岁的男孩。他们正在上宗教课，准备正式按手礼。
一次，在去德累斯顿的火车上，我认识一个黄皮肤的东方人。交谈中，我了解到他是一个越南留学生。他听说我是中国人，很遗憾地对我说：“目前，我们两国的关系很差，但我本人是永远感激中国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军残酷轰炸越南北部，我被送到中国广西，在那里长大。中国人民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对他说：“越中关系的恶化是暂时的，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还请他在餐车里一起用餐。点菜时，菜单上列的菜倒不少，可服务员不客气地说：“别挑了，这里只有一种菜。”对如此没有礼貌的服务员，我很生气。尽管如此，这个越南留学生仍然很感激我的盛情款待。他很激动地对我说：“中国人真是以德报怨呀。”到德累斯顿下车后，他一直送我到宾馆门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累斯顿曾被英国空军炸平。从东线撤退下来的数万难民死于这次空袭。直到今天，这个城市还不分保留着轰炸后的痕迹。据说东德人以此向后人宣传盟军的残忍。
一天晚上，我在一个叫十字架的教堂里参加一个音乐会。票很难搞到，我排了很长时间队才买到一张票。进去之后见已座无虚席。当地交响乐正在演奏德国勃拉姆斯的哀乐，合唱团由身穿白色海军制服的男童声组成。歌词大意是：“悲伤的人有福勒，他们将得到安慰。用眼泪播种，将会带着笑容收获。上帝啊，求您拯救您的臣民，我们始终不渝地信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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