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趣事 到欧洲各国旅行，西德是必经之地。我对西德的印象极好。这里是欧洲罪发达、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国家。乘火车旅行，座落在莱茵河两岸小山坡上的小村庄典雅而富有诗意。加上这里我有许多从前的学生。在西德，德语里夹了不少英语词汇，处处使人觉得与 东德大不相同。西德人的时间概念极强，火车晚点一二分钟，在火车站候车室的广播喇叭也会郑重其事地向人们报告，表示歉意。 西德的名胜古迹很多。马尔堡大学是当年马丁路德与一位有名的瑞士神学家辩论圣餐意义的地方。一个叫沃尔姆斯的小城，很少有人在这里下车。但这里是当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召开帝国会议宣布马丁路德为异端的地方。在会上，马丁路德手捧《圣经》，侃侃而谈拒不认错，说：“除非以《圣经》为依据证明我是错误的外，我绝不放弃我的任何主张，我现在不后退，将来也不会后退，这是我的立场。后来这座皇宫被火烧毁了，只留下一些断壁残垣，在一块砖上刻写着：“马丁路德博士在此面对神圣罗马帝国与皇帝”的字样。我站在这块砖上回顾着这段历史，心中充满了对圣者的崇敬。 西德最古老的城市特里尔，是马克思诞生的地方。当年他住过的房子还在，门旁的铜板上刻着：“1818年，马克思在这座房子里诞生。” 我在波恩参观了贝多芬的故居，现在那里建成博物馆。在西德乘火车旅游，许多人都把我当成日本人，常常向我夸耀日本的照相机怎么怎么好，日本的汽车如果如何，但当他们知道我不是日本人后，就一个劲地骂日本人，说日本人抢了他们的生意。看来他们既看重日本的技术，又害怕日本人的竞争能力。 德国人很有幽默感。旅途中，同车的人听我说很喜欢德国这个地方，讲了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很想看看地狱是个什么样子，后来他真的去了，觉得那里过得很快活，于是决定去那里定居。可是真的去定居后，他又觉得哪些并不好。他去问管地狱的小鬼：‘那是为什么呢？’小鬼说：‘第一次你是游客，现在是要在这里长住，味道自然不同了啊!’” 我到黑森林风景区去参观，住在另一个学生家里。他的父亲是当地医院的院长。多瑙河就从这个森林发源，其源头只不过是一条几吋宽的小河沟。我在沟上跨来跨去。我自豪地想，如果我说我的双脚曾多次跨过多瑙河，人们是不会相信的。 一天吃饭时，院长对我说：“黑森林是德国最美好的风景区，这里的居民是德国最富有的人，但在这里自杀的人却是全德国最多的。作为一个医生，我解释不了其中的原因，您认为呢？”我要求让我考虑一天。第二天晚饭时，我告诉他：“我看追求财富和爱美是人的本性，他们在这两方面得到满足后，心灵的深处就会产生追求人生的意义的欲望。如果他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就会由于心灵的空虚，而走上绝路。”院长听后不禁拍手叫绝。 我的学生带我去看森林里一个制作木钟的作坊。这种钟能按时发出一种鸟叫声。还去看了河边锯木用的水轮机。在一个偏僻的小乡村礼，我们去看了一对年老的德国夫妇，一起拍了照，并为不幸得了癌症的老妇人做了祷告。为了表示感激，她塞给我许多巧克力糖，还硬要给我一张100马克的钞票。她说：“有时疼痛得实在太厉害，想请牧师来祷告，不是不愿意来，就是要先付多少钱。”我的这位学生在加拿大皮尔逊国际学院过做社会服务，回国后，仍坚持这项工作，经常来看望这位患了绝症的老妇人。 在奥格斯堡，有一个在宗教改革前就是银行家的家族，在这里盖了许多免费让人居住的公寓，只要求房客们每天晚上都为这个家族祷告，富人为想进天堂真是不择手段。 德国是目前世界上六个国际学院的发源地。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位名叫库尔特哈恩的犹太人就在德国塞勒姆城堡推行他的既重智育，也重德育和体育的教育思想，并将之扩展到斯佩芝加特这个小城。后来希特勒大批屠杀犹太人，他逃到苏格兰并创办了高斯敦学院。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和他们的儿子查尔士王子曾在那里读过书。我来到斯佩芝加特小城为国际学院的师生演讲了两次。他们的思想很活跃。我用德语讲得很费劲，最后只好用英语对付。 从高斯敦学院开始，在欧、美、亚、非等地先后办了五个国际学院。国际学院着重对学生进行德育、智育和体育以及国际主义思想的教育。我们皮尔逊国际学院常常将四个不同国家来的学生安排在同一宿舍住。记得曾有分别来自德国、日本、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和香港的四个女孩住在一起，由于他们几乎彻夜长谈，晚上睡眠不够。德国来的女孩一早就要上生物课，她上课时总是打瞌睡，但她有睁着眼睛打瞌睡的本领，虽然她坐在头一排，可是我一直没有发觉，见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还以为她对讲的课特别感兴趣呢？可是有一次，当我点名提问她时，我还以为她在思考；又叫她名字，还是没吭气；我便从讲台走下来，一看，她的眼珠根本不动；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上我的课一向打瞌睡，我大声叫醒她。我只好强行规定她们按时睡觉，不得整天谈天，必须保证第二天听课的质量。她的家就在斯特拉斯堡附近。这次去西德，她特别邀请我去她家做客。现在，她已经成为一名兽医。在她家做客时，谈起她读书的往事，我们不禁捧腹大笑。皮尔逊国际学院各国学生亲密无间的生活，对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确实起了很积极的作用。 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但是奥利地在二次大战中被德国占领，合并为它的一个省，因而盟军未视其为敌对国。这个国家不大，人口不多，但人民都爱国。街上可看到许多奥地利人身穿绿色的民族服装。同其他西欧国家比起来，他们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是不多的。一次，我熟识的音乐教授，带我到一个乡村酒店去吃午饭，一进门，人们都停止用餐，好奇的望着我，似乎我是外星来的太空人。这场面确实使我很窘，情急之下，我蹦出一句德语：“请诸位自便！”她们这才各自吃起饭来。 维也纳是个充满音乐和诗意的美丽城市。皇宫般富丽堂皇的歌剧院是许多世界名曲的摇篮。我在东德讲的，题为《中庸辩证法》讲稿由那位音乐教授负责在维也纳出版。我想以此风险给欧洲人民，作为我对她们美好未来的祝愿。 我离开奥地利前往匈牙利。在奥匈边境，匈牙利边防人员上车逐个检查，查到同车厢的一个美国人时，他们用匈牙利话问那人，可他没有回答。匈牙利人就大叫大喊起来，弄得那个美国人莫名其妙。我用德语问那个当官的怎么回事，才搞清楚那个美国人护照用的是匈牙利人的名字，却不懂匈牙利话。他们感到不解。原来那个美国人的祖籍是匈牙利人，移民美国已经有好几代了，他连一句匈牙利话豆不会讲。这位官长大人听到我的解释，才恍然大悟。 多瑙河从首都布达佩斯穿过，将城市分成布达和佩斯两个区。布达是住宅区，而佩斯是商业区。我在那里发现街上有很多印度模样的人。警察常找他们的麻烦，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吉普赛人。在东欧国家中，匈牙利的物产是最丰富的。我很欣赏匈牙利的食物，它们很接近中国口味，但是匈牙利人对宗教和哲学似乎不感兴趣，使我感到有点意外。 瑞士以它独特的风景著称。瑞士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恪守中立，战后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都在此地召开。瑞士政府对世界和平是有一定贡献的。我猜想瑞士人对中庸之道一定会有独到的见解。但是这次到瑞士旅行，瑞士给我的印象并不好。瑞士人把钱看得太重。在咖啡馆喝茶，添一次水加一次钱。我们中国人在茶馆交了钱能喝上一天。 据说瑞士的年轻人和老年人总搞不好关系，房东老太太往往不愿招年轻房客。一次，在苏黎士下火车后，我拎着行李出战。站在外面，两个少年朝我怪声怪气地讲话。我看得出他们在讥笑我是中国人，我真的有些生气了，把行李一放，上去用德国责问他们：“你们想干什么？”他们说是想学中国话。我请他们讲下去，他们没有办法了，其中一个还想狡辩，说是为了表示一下友好而已。在我严厉的斥责下，他们惭愧地低下了头。我是个教育工作者，对年轻人的无礼行为是不能容忍的，特别是拿中国人取消。一个国家纵使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忽视了年轻人的教育，称不上是真正文明的国家。 意大利是个文明的古国。弗洛伦萨城里到处是博物馆。我计划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做一番实地的考察，不巧正好赶上农民正在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对农作物价格的政策。他们开进城几千辆拖拉机，市内的交通全部堵塞。我看见一个交通警察想指挥一部拖拉机让开路，这时一伙农民把矛头对准了这个警察。一辆装满警察的卡车仍在小巷里不能出来干涉。 经教会朋友介绍，在罗马我住在离梵蒂冈很近的一个女修道院的招待所。修道院后面有一个广场，是宗教改革时期教皇当众烧毁马丁路德著作的地方。我参观了圣彼得大教堂和半园市内教皇的宝座，这座鎏金的宝座以早期教会中四位神学家的青铜像支撑着，他们是拉丁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和圣安布罗斯；希腊神学家圣亚大纳西和圣约翰赫里索斯托姆。壮观的圣彼得教堂堪称世界教堂之最。 梵蒂冈博物馆和美术馆内收藏着15世纪来历代教皇的艺术珍品，还有西斯廷教堂内米开朗基罗的巨幅壁画是西方文化的精华。罗马天主教廷靠拍卖赎罪劵筹措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宫廷等建筑的资金，从而导致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爆发。 女修道院一些修女在梵蒂冈耶稣会办的大学读书，其中一位修女在写一篇关于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关系的论文。我把在东德演讲稿赠送一本给她。她十分高兴，将此事告诉了修母。于是修母请我给全修道院的修女作演讲。在我去女修道院演讲的路上，恰巧赶上罗马一场足球赛散场，交通阻塞，差点儿耽误了演讲的时间。那天晚上，到会的还有招待所里住的各国来宾和梵蒂冈各界的人士。我匆匆地赶到会场。与会者正在互相作自我介绍，我接上最后一位介绍自己:“我是迟到的演讲人！”引得人们哄堂大笑。 我那天演讲的题目是《精神之食粮与肉体之食粮》。大家对我的演讲很感兴趣。会场上气氛热烈。修母最后上台来向我致谢，不无幽默地问我：“您是谁？”我反问道：“您不了解我是谁，怎么请我来演讲呢？”原来她是问我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当她知道我最近在东欧游历的经过。她说：“我们的教皇是波兰人，我要想办法让您见见他。”我不敢有这种奢望，她表示一定帮我办到。她告诉我每周三下午是教皇接见贵宾的日子，日程由她的修道院安排的。因为我已买好了次日去以色列的船票，要等我回罗马时再求见教皇，她当即给我预约了接见日期，将我给教皇写的信和我的一本著作先呈给教皇陛下。就在我离开以色列返回意大利前两周，不幸教皇被刺，约会也就因此取消了。 离开梵蒂冈，我是从意大利南部港口布林的西乘希腊游轮去以色列的。火车上，碰见两位苏联人。一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曾击落过不少德国飞机。这次是到罗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空中英雄大会的。另一位是年仅25岁的译员，能讲五国语言，他是苏联克格勃的工作人员。 在布林的西上船后，见这两位苏联人也上了这条船。意大利警方和希腊邮船上的人，对他们进行了严格检查，让大家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开船后，我们都在客厅里看电视，才知道他们要从希腊借道保加利亚回国。苏联人在西方国家旅行是很引人注目的。 我们边看电视边交谈，突然电视屏幕上镜头纷乱，好像有人朝准备进卧车的什么人开枪，警察和便衣人员在还击。镜头重复多次，我一点不懂意大利语，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位苏联译员给我一翻译，才知道是美国总统里根被刺，击中了他的胸部。我顺便问他：“在苏联有没有这种事。”他说：“不会，因为社会制度完全不同。”至于问到哪个制度好，他没有做正面回答。这位空军英雄接口去睡觉走开了，临走前送给我一枚空军勋章做纪念。我继续同译员聊起在东欧的见闻，并送给他一份讲稿。 希腊在许多方面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早在2000多年前，使徒圣保罗曾从以色列到希腊雅典传教。他当年站在上面呼唤：“雅典人，听我说吧！”的石头山还在。现在，我也爬上那座山学着圣保罗那样大喊，喊声刚落，真的有个雅典人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手持照相机问我想不想拍照留念，我让他拍了一张，还给了他五块美元，要他按地址将照片寄给我。回到宾馆后，宾馆的人听说这事，说我上当受骗了。果然，我根本没有收到照片。 我在雅典参观了希腊国王就读的学校和美国侨民学校，给美国学生作了一次演讲。 在进神学院读书前，我曾读过两年希腊文，所以能讲几句希腊话。一次，我在雅典高兴地买到份英文报纸，找了个露天咖啡馆坐下来读，发现邻桌的希腊人一直注意我。他见我能看懂英文报很惊奇，用英文与我搭话，当他知道我是中国人，还会说希腊语，就更奇怪了，话语中流露出对中国人的轻视，使我很不高兴。我不客气地抢白了他几句，他讨个没趣走掉了。 圣保罗来希腊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在哥林多，我特地去那里参观。当年著名的哥林多教会现在只剩下一个破旧的小房子了。 从雅典西面的海港比雷埃夫斯起程，经希腊东部的罗得岛驶往以色列的海法港。在比雷埃夫斯港上船后，以色列的便衣警察就在船上开始盘问每个去以色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