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英国 1981年6月，我又返回英国。 一个星期天，我到伯明翰附近一个圣弗兰西斯的教堂作特约讲道，题目是《得救乃因信心与行善》。一般，牧师都限定了演讲时间。待我讲完之后，许多教会朋友要求我再多讲一些，说是想听得更深入一些。在宗教改革前，一般神学家又认为得救乃靠信心。关于得救的讲法，一直有争论。因而有些人只相信行善，不去教堂；有的人只相信信心，光去教堂，其他的事不管。我试图用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当时演讲的内容。回到牛津大学后我把讲稿加以整理并在加拿大出版。题目是《信心与行善乃耶稣得救教训》。 在牛津大学时，有一次我错被当作香港主教接待。香港主教过去都是英国人，1981年开始是一位姓的当主教。有一天他到牛津来访问当地的一所神学院，被邀请出席晚宴盛会。那时我在牛津大学生化系作研究工作，忽然来个电话邀请我去参加晚宴盛会。 我事先不知道香港主教来此访问。当我早到时，神学院院长热烈欢迎我，问我在牛津游览得好吗。我那时整天在生化系杀老鼠做实验，被这样一问，马上觉得莫名其妙。院长马上知道欢迎错人了，态度马上变冷，我还是莫名其妙，以为答错了。我的席位也被安排错了，有人还把我夹在贵宾神学家座位上。教授们都在问我香港教会的问题。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香港主教为人谦虚，整晚不露声色地静坐在我原来该坐的位置上。 在苏格兰的一个教堂进行特邀讲道时，我讲到了耶稣用五张饼喂5000人的神迹。据说过去有个牧师在这个教堂也讲到过这个神迹。他当时太激动了，竟说成是用五千张饼喂五个人。当场一位听众站起来说这不是神迹，他仍然没发现自己讲错了。回到家里，牧师太太告诉他讲错了，他说讲稿没错，可能是口误。他决定下周演讲时特别纠正一下。 下个星期天，他很认真地说上周自己无意识地口误了，请大家注意：耶稣是用五张饼喂5000人。这时上次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又站起来说：“这也不是什么神迹。”牧师有点恼火了，问：“为什么？”那人很幽默地回答：“牧师先生，请您别忘记上次还剩下那么多饼没有吃完，这次可以拿出来吃嘛。” 我这次当然不会象那个牧师那样将神迹搞错。我说五张饼要供5000人吃的情形现在仍存在。地球上人口膨胀，而资源枯竭，自然供不应求。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小孩有五个饼，其余5000人没有饼。各种学派对这个问题各自不同的方法。按照达尔文“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进化论观点，只有这个有饼的小孩可以活下来，其他的人都会死掉。按照华莱士的进化论，生存要靠斗争。要斗，这个小孩是斗不过那5000人的。按照苏格兰经济学家史密斯的学说，应以自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解决商品的价格问题。“物以稀为贵”，现在只有五个面包，若把它们投入自由市场，谁有钱谁就可以买。若用高价刺激，就会有更多的面包投入市场。面包多了，价钱就又降下来了。看来自由市场是很巧妙的。 社会主义激进派认为有钱才能买面包，没有钱就买不到面包的作法是不平等的。有的穷人要以劳力来换面包，他们成为被剥削的阶级，并由此产生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因而导致阶级斗争。有五个饼的小孩是属于剥削阶级，要清算他，并把这五个饼归公。归公以后，五个饼是不能养活5000人的，它们只能被几个统治者吃掉并因此产生更多的纠纷。回头再看耶稣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面对着这种供不应求的特殊情形，耶稣使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小孩没有被斗争，也没有被清算。但这五个饼是归公了。很可能是动员小孩子自觉交出这五个饼。分配时，耶稣吩咐他的12个门徒维持好秩序，让5000人按次序坐下来，然后他用手举起这五个饼朝天。他感谢上帝并把饼用手掰开。只见饼越掰越多。当时上帝是怎么嘱咐的不可知，人们只能尽自己的本分。耶稣仰目祷告的举动感动了5000人中的许多人。有些人并不是没有粮食，他们有，而且纷纷交了出来。耶稣让他的12个门徒把这些粮食分给群众，这样大家就有的吃了。根据圣经记载，饼当时还有余。在特殊的情况下，不能靠剥削，而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困难的局面，用综合运筹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听众对我的说道表示赞赏。 说到这里，我想起在美国读大学时，自己常常处于经济困难之中。一次，我口袋里只剩下五毛钱了，无法去买饭吃，只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看书。忽然一个中美洲来的同学到我房间找我借钱，他说他身上只有一块钱，没办法吃中饭。我听后对他说：“你的钱是我的两倍呀，我只有五毛钱，无法借给你。这样好了，你把你的一块钱和我的五毛钱凑在一起，我们就有饭吃了。就这样我们到街口一家小店买了一磅猪肉，一包面条，一些蔬菜、酱油和葱等，一块五毛钱还没有花完。回到厨房后，我们自己动手做了一餐肉菜炒面。我们俩饱餐了一顿还剩下了一些。这位同学吃饱后满足地走了。这件事在学生公寓里传开了，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我到英国北部一个矿区看一位学生。他带我到一个工人俱乐部去。在哪里，我结识了一位矿工，是个共产党员。他一生都投工党的票，却不投共产党的票。他说工党的票比较现实，工党是一个大党，可以执政，共产党太小，没有执政机会。他的妻子是个基督教徒，他们同居多年也未举行婚礼。因为他很矛盾，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是不能去教堂举行婚礼的。最近，他妻子一直吵着要举行婚礼。他没有办法，来问我不在教堂举行可不可以，我说一般来说，婚礼是要在教堂举行的，否则要经过主教的特许。他听说我是圣公会名誉牧师，他要送我十英镑，请我在他家里主持一个结婚仪式。我认为婚礼是很严肃的事，一定要在教堂举行，因此我就婉言推辞了。 我为许多对夫妻在教堂里主持过婚礼。在皮尔逊国际学院教书时，一位教历史的英国同事和我很要好。他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也是个单身汉。学校到校外请人来做学术交流。一次，请来一位西雅图的艺术纺织方面的女专家。我对这位女士印象很好，会后请她吃饭，她答应了。几周之后，这位历史老师找我，他说他要结婚了，请我在教堂替他主持婚礼。他说新娘就是上次来讲艺术纺织的那位女士。我开玩笑地说：“还好我没有追求她。” 由于这位女士曾结过婚。按照教会规定，凡是离婚再结婚的人，未经主教允许不能在教堂举行婚礼。我只好代他们向主教申请。他们已定下结婚日期，并给世界各地的朋友发出了参加婚礼的请帖。 几个月过去了，主教的批准仍没有下来，他们很着急。我打电话给主教，主教说要经过教会政法律师批准，我又打电话给政法律师，结果被律师教训了一顿。律师说这不是需要讲情的事情，问题本身不那么简单。第一，新娘从美国来，第二离过婚，第三她有两个孩子。还说教会事他不能干涉。我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的这位英国朋友。他很失望，说他是在英国长大的，是英国国家教会的忠实信徒，想不到教会会这样对待他，他甚至产生了要退出教会的念头。就在他们结婚的日子前三周，我收到了主教批准他们在教会举行婚礼的信。他们欢欢喜喜地按英国国教的礼仪在教堂举办了婚礼。 一位在大学里学生物的加拿大人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好到温哥华岛上一家偏僻的纸浆厂去工作。在工厂离，他认识了一位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工人。中国人告诉他，目前中国掀起了“英国热”，问他愿不愿意交些书信朋友，他表示很愿意。就这样，他和广东省一个女孩子通起信来，并发展成恋爱关系。三年之后，他向这个女孩子求婚，女孩子同意了。并办了加拿大结婚的签证。按规定，女方来后，若在规定限定内不结婚，就要被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飞机场见面时的印象很重要。他们见面后，感情更加热烈起来，并决定立即结婚。男方父母很想请我这个中国人主持婚礼，我同意了。按照教会的规定，我同双方进行了谈话，了解到男方是基督教徒，女方不是。这种情况按规定是不能在教堂举行婚礼的。在我的建议下，女方同意接受西里，为了她对基督教的教义有所认识，我专门请人给她补了一回宗教课。洗礼完毕，接着马上在我的主持下举行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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